訪談過程，哈梅琳語氣一向謹慎，對尚未釐清確認的問題，總不搶著做大鳴大放的評論，學者儒雅風格濃厚，常保笑容的闡述態度卻無北歐國家的冷冽，反而順滑的融入一旁伊通街的和煦陽光。

不喜歡數學

我們與任教育高層官員多年的哈梅琳聊起學生時光，「以前最喜歡上藝術、作文、芬蘭母語的課，對數學最傷腦筋，尤其當時數學由校長教，作風嚴格，嚴格到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怎麼了』？」這讓本來已經很害怕數學的她，又更加恐懼，說著說著，哈梅琳的語氣彷彿回到50年前。

但即使如此，在選擇是否繼續「進階數學」，哈梅琳仍圈選修讀，「可能跟個性有關，我就是想做一點挑戰性的事情」。

談及學生時光，哈梅琳口氣俏皮，記憶猶新。（攝影：李昆翰）　　

別叫我「校長」

遇過這樣的校長，她自己又是個怎樣的校長？哈梅琳說，比起台灣校長權威式、隔閡式互動，芬蘭「校長」的角色像老師、學生的後盾，也扮演與家長溝通的角色，是一種讓『家長』、『老師』、『學生』良好互動的公約數。

「當校長時，我和學生的互動很輕鬆、非正式，其實芬蘭學生對校長普遍都不稱『某某校長』，通常直接叫名字，我們有著互相信任的良好關係」。

改變的起點

雖然是第一次來台灣，但哈梅琳過去其實接待過不少前往芬蘭考察的台灣教授。

「整個台灣的教育風氣讓我感覺『已經準備好要改變了，所以不斷吸受新知』，非常開放（open-mind）地想去找尋每個國家優點、轉化成適合台灣的方式學習」，哈梅琳正面肯認，「這樣開放性的思考、吸收接納，每個人群策群力想向上提升的感覺，是很重要的教育改革起點」。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影音：羅佳蓉、林育嫺

【加入上報國際圈，把世界帶到你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