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美國人將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訂為馬丁路德紀念日，以此反思美國不同種族間追求平等發展史的歷程。

1971年以前，2月12日和2月22日分別為林肯總統誕辰和華盛頓總統誕辰，皆為舉國放假一天的聯邦假。直到尼克森時期，才將這兩天假期合併成每年二月第三個星期一的「總統日」，好同時紀念美國過去所有曾經任職的總統們，可謂一勞永逸。另以「個人」或「群體」為主的國定假日，尚有哥倫布紀念日、退伍軍人紀念日，宗教性質的則有耶穌受難日（世界上多個基督教國家這一天也放假，為每年復活節之前的星期五）。歐洲國家還有紀念基督教會首位殉道者的聖史蒂芬日，以及耶穌升天節和聖靈節。

這些國定假日的制定，皆有其歷史上和文化上的邏輯嚴謹性，同時也具備一定程度的倫理關懷。當初研議紀念和放假的理由，多有希望將隱藏於當地文化底下的條理，透過儀式性的設計，反映出一個社會出世的信仰和入世的價值觀。

這當然是任何一個國家「國定假日」存在的目的。假若國定假日本身意義空洞而匱乏，那其實比當天不放假更該讓人感到不適。

因此，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包括透過國定假日的制定，以獲得更充裕的休息時間，是為一部分勞權的機制問題；但儘管如此，我們難道只為囊括所有人對放假的渴望，就可避而不談那些假期的「真實地位」？

一個國家既有「國父誕辰」，何以還有「蔣公誕辰」？當我們放下手邊工作，計畫著那天要帶家人前往何處出遊，又或者打算和另一伴相約看某場電影，乃至決定純然利用一天的空閒，在咖啡廳裡以緩慢的節奏喝杯濃郁的咖啡，我們可曾關切能有這麼一天的放鬆、清悠，竟是要感念「蔣公」？除了不用上班之外，這一天又凸顯了我們什麼樣的價值取捨？

更何況，「3月29日革命先烈紀念日」都還有歷史確切日期的爭議（有人認為應以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起義為準），使得以往放假一直顯得有些不明不白；「孔子誕辰」究竟是不是教師節的討論，更顯其誤謬；至於「台灣光復節」，不也另有歷史詮釋的問題？

當初，在制定這些國定紀念日時，其設計的意義，或者早就因為掌權者的私心自用而遭輾壓且衰亡。每年12月25日對多數台灣人而言，感受聖誕節的歡愉，其實更遠勝於對行憲紀念日敬意，不正是紀念日意義枯竭的最明顯範例。台灣諸多國定假日，多有從「意義取向」盪向「形式至上」，再從形式淡化而為「不用上班的一天」。最後又簡化成斷然的、非有即無的論點，這讓「國定假日」的目的，不得不流於平庸，完全遠離知性的遊戲。放假太少固然讓人懊惱，但名不符實的假，其實也讓人感到非常氣餒。爭取勞工權益，是否就表示也要對既存的「不義之假」照單全收？

當轉型正義追不上現實的生計需求，或許就無法透過更深一層的對辯，讓複雜紛紜的現象變得清澈透明。對那些以追求轉型正義為職志的人來說，看到不少年輕一輩為爭取勞權，遂認為「那七天假」一天都不能少，應該會為之語塞吧。

「任何人一旦無法按照自己選擇的環境來創造人生，他就只能依據直接遭遇到的、源自過去並延伸至今的環境來創造人生」，於是，現行諸多名目有疑的國定假日，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成為一種為滿足勞動者權益的工具，無形中無以避免助長了另一環節的不公不義，更使得「國定假日」的存廢，無法是發自對歷史或人物真實而冷靜的理性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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