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先生去世，整個華語文化圈不分陣營不分左右，均覺大悲痛。港台文學人，親炙其人者必為其人格魅力折服，讀其小說及受《人間》啟蒙影響一生寫作風骨者，不在話下；連大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跨越信仰分歧表示：「如果心目中有某種理想的知識分子類型，那在中文世界一定是陳映真了。」（許知遠的悼語）。

但我的感受是五味雜陳，自己問了自己一句：「你愛陳映真，可是陳映真愛你嗎？」那是在讀過多篇陳映真先生在本世紀初、臥病之前所寫檄文，回想起10年前通讀全部《人間》雜誌時所景仰的先生，兩相比照之下的痛苦一問。我並非統獨兩分的站隊者，我理解他的統一情結，但始終難以理解他晚年對北京權力的擁抱。

在台灣，一個死硬統派，贏得多方尊重，先生恐怕是唯一一位，不能不說是文學的力量。沒有經歷過兩陳論戰等風雲的後輩們，選擇熱愛前期異見作家陳映真、寬容後期中國作協副主席陳映真，是時代的進步。擁有權威的老人對年輕人寬容是罕見的，年輕人自己應該寬容，如果年輕人不比老人寬容，社會才真正沒有希望。

但也有的論者認為，是陳映真的忠於信仰贏得他們的尊敬，而不是他的文學成就。這讓我想起在魯迅逝世一周年時，即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發表的《論魯迅》講話，裡面說：「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他的思想、行動和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這一論斷，要是放在既愛魯迅也愛毛澤東的陳映真先生身上，想必他會感到矛盾的痛苦—因為他本質上是魯迅這樣的自省者。

但是時代沒有給他自省的機會，或者說他錯過了。也是毛澤東，1957年被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問及:「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他可怕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見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傾慕魯迅終生的陳映真先生，在國民黨時期做到了「關在牢裡還要寫」，在北上時期卻選擇了「識大體不做聲」。

不，令人痛苦的是，他不但對中國大陸的許多黑暗不做聲，還做聲譴責了質疑前者的聲音。2004年發表在苦勞網的《在香港看「七一」遊行》，對香港民眾的民主示威的諷刺和對「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的強調，香港人看得心寒，但我仍然佩服他對香港民主派的虛妄一面的洞察。至於反駁龍應台並不高明的〈請用文明說服我〉一文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則更加粗疏，許多論辯與今天大陸流行的「五毛文」無異，諸如「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這種唯經濟發展至上論調，出自一位資深左派、人道主義者口中，令我難以置信。

陳映真先生的極端，來自他早年對白色恐怖的反彈，也來自於對自身信仰過於執迷的盲目。去過蘇聯之後，紀德與沙特的反應是不同的，紀德選擇了說出真相，沙特選擇了識大體繼續挺法共，最終與另一個堅持真相者卡繆反目。陳映真先生也選擇了沙特曾經選擇的，他在1989之後北上，獲當政者禮遇，蒙蔽了他理應目擊大陸重重傷痕之眼，竟把鎮壓學生的政權與當年台灣鎮壓左翼的政權區別對待，這是最令人痛心的。

當然，我堅信陳映真先生與後來的「左統」不一樣，他絕對不是投機者。也許存在某種程度半推半就的裝糊塗—以他辦《人間》之犀利，不可能不察統戰部門的粉飾太平伎倆，但他有自己的籌畫，竟以為可以互相利用？因為先生的確有匡國之志，而不是其他號稱愛國的人的國師情結。此後先生的種種言行，我視之為一種英雄於困頓中的自我欺騙，念之沉痛不堪。

後來先生的中風難言，既喪失了最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機會，也斷絕了他進一步墮落的可能，雖然實際上他已經成為統戰的人質了。悲乎先生！他這10年，驗證了魯迅如果活下來了可能遭遇的最糟糕景況，比自殺的老舍、被殺的王實味更不自由。也算是一種求仁得仁嗎？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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