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公眾場合已經很長時間的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這兩年都在家中專心寫書，寫下他1962-1964年在牢中的記憶。他在日前接受《上報》訪問時表示，回憶起那半世紀前的往事，他總是發怔、踱步、邊寫邊掉淚，甚至嚎啕大哭，完成了17萬字的回憶錄《能夠看見明天的太陽》，終於對那半世紀前的死因獄友有了交代。施明德說，他自己不怕死亡，只掛心來不及記錄下那些在牢中遇見的人們。

施明德表示，只是想向受難者致敬，所以他兩年多來，全心全意沉浸在寫作中，陌生的電話一律不接。「我在牢中的歲月，很多人都問過，包含我的女兒，但我不喜歡談，每次一回想起，都是凌遲跟折磨。我女兒說，在我死之前一定要告訴她們，所以書完成後，她媽媽拿給在紐約念書的她看，女兒才看一頁就掉下眼淚。」施明德說。

他說，這50多年前的記憶，封存太久，有些片段是慢慢浮現。他表示，晚上睡到一半，想起什麼就趕快起來寫在小紙條上，往牆頭一貼，提醒自己，現在整個牆密密麻麻都是紙條。

施明德說：「反正我時間也不多了，只想在百年後，讓後代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遲來的牢酒獻給獄友

施明德一邊倒著酒，那是出自霧峰酒場的大吟釀。他說逃過死刑，還有癌症，讓他對人生看得很開，隨即將桌上所有酒杯斟滿，飲乾。

回憶錄的開頭，從一瓶在牢中偷偷私釀的牢酒說起。那是1963年的某一天，施明德是第一位在警備總部司法處被抓到的私自釀酒者。但焦點不在他，而是牢房裡帶著沉重腳鐐的三名死刑犯：台灣鹼業公司人事組組長蓋天予，山東人；陸軍少校韓若春，浙江溫州人；台北稅稽處處長蔡秉堃，福建東山人。

書中描述，被稱為老蓋的蓋天予的致命罪行，是在1952年任職台灣鹼業時，曾替駐廠保警講授帝俄侵華的課程。「蘇俄侵華是帝俄時代的事，史達林執政後就沒有侵華」，「蘇俄是真正了解民主，美國未能真正實行民主，中國根本不了解民主」，他的判決書記載著這幾些罪證。特務為了逼供，拿著燒紅的針頭插入老蓋的指甲中，還騙他從實招了，三、五年就可以回家，膽小的老蓋被迫簽下自白與供詞。施明德說，這非常可笑，沒有物證、沒有共犯，只有當時兩名聽課警士作證，老蓋甚至被控把鹼廠資料寄給共匪。後來施明德才知道，原來老蓋是被求愛不成的女同事檢舉誣陷，而凡是與中共扯上關係的案子，幾乎都是無法查證，死路一條。

死刑犯執行前的最後一頓，有滷肉、豆干和高粱，一生不碰酒的老蓋說要走了總要喝光那瓶高粱。施明德想，如果死囚飲下最後一杯酒，便注定死亡，那偷釀酒讓死囚喝下，是不是就可以扭轉命運的安排？因此，他向獄友請教釀酒方式，去福利社東拼西湊材料，請外役到伙房偷點發粉，然而，酒沒喝成，老蓋便先走了。在誣陷與刑求下，老蓋不知為何而死，卻走得很有尊嚴。

從那時起，施明德就學會了釀酒的方法。他表示要帶著回憶錄與親自釀的牢酒到玉山山頂，那是台灣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將當年獄友們來不及喝到他親釀的牢酒獻給他們。

國民黨要道歉啊！不然你們還是人嗎？

這些政治犯只是理念、信仰、立場都不盡相同，問及他們是不是可敬的人？施明德表示，「他們都是人，都是被兩蔣政權殘忍屠殺的人」。有人說，當時如果不這樣殺匪諜，就保不住台灣了，施明德微慍地回答：「這些審判都合法嗎？你們（國民黨）至少要道歉啊！不然你們還是人嗎？」他繼續表示，當時能保住台灣的關鍵是美國的援助，而不是殺人。

施明德說，台灣政府沒有給予這些死去的政治犯應有的感念。他認為人們分不清楚英靈跟冤魂的差別。在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普遍將犧牲者視為無辜受害的冤魂來彰顯國民黨的殘暴，「對冤魂，是掬一把同情淚，但對英靈，必須要肅然起敬」。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北京西山國家公園「無名英雄紀念碑」，已經刻上這些政治犯的名字，他認為台灣政府應該為這些英靈們立碑，紀念這些英靈們的犧牲。

「兩蔣時期，根本沒有殺人的標準」施明德說。他表示，兩蔣統治有兩種心態，一是「流亡政權報復心態」強烈，全世界的流亡政權都有類似的報復心態；二是「有少數人統治多數的恐懼心態」，不到8%的人統治著全台灣的人民，統治階級不安，設下各種特權保障自己。所以，1949年開始，兩蔣「寧願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人」，任何涉及匪諜的案件全都殺無赦，不分省籍，所有死刑都由兩蔣親自批示，因此，當時的死刑大多與匪諜有關，有人是真的傾共，也有冤案。

施明德表示，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兩蔣的殺戮之氣才慢慢趨緩。到了1960年代，政治犯中多了兩類人，一類是爭取台灣獨立的反抗者，另一類的是反蔣也反共的外省軍人。因為當時軍中開始有人意識到反攻大陸的困難，像是三大案件，韓若春案、鍾盈春案和席長安案都是這種情況。他說那時全世界都在革命，這也是60年代前後政治犯的差異。施明德認為，無論這些政治犯有何差異，他們都受到了很大的苦難與犧牲，台灣人應該感謝他們，才有今天的自由跟民主。

寫書，是為了向政治受難者致敬

不少人鼓勵他出版或是透過電影的形式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施明德説，他只希望趕快紀錄下他的所見所聞，讓後人知道這些人的故事。他目前還有另外兩本書正在撰寫，第二本回憶錄跟《能夠看見明天的太陽》交叉來回寫著，第二本《九百三十六天》是1977-1980年的回憶，目前字數已超越《能夠看見明天的太陽》。

他表示，寫這本書不斷來回修改、增加，直到去年12月，妻子陳嘉君下了最後通牒不准再改。他笑說，書中有很多細節是要好好描述的，包括那個時代牢房長什麼樣子，他說不寫出來，大家是不會知道的。「我對於這本書是很謹慎的，我不賣，我把它跟牢酒一起出來，只限量印了2001份。」他手拿著釀了6年多的牢酒與牢酒碗，用最高規格印製，書上頭有燙金封面，酒瓶上是加拿大的封蠟，還有出自陳嘉君設計的花體字。

施明德揮揮手道：「寫完書，作者想說的都在裡面了，沒什麼好講的了。」他再三強調，自己沒有要打書，目前也沒有出版的打算，只是想對這些受難者致上最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