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對川普的性醜聞居然只是聳聳肩而已

紐約時報 2018年01月25日 00:47:00
「我也是」(#MeToo)運動的年輕女權主義者,並沒有訴諸宗教處罰或父權騎士精神,而是努力對野蠻的性文化制定新的思考規範。(美聯社)

「我也是」(#MeToo)運動的年輕女權主義者,並沒有訴諸宗教處罰或父權騎士精神,而是努力對野蠻的性文化制定新的思考規範。(美聯社)

1998年,職業道德評論家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出版了一本名為《憤怒之死——比爾·柯林頓和對美國理想的攻擊》(The Death of Outrage: Bill Clinton and the Assault on American Ideals)的書。在書中,貝內特稱,對總統通姦行為的無動於衷是腐蝕性的。

 

他認為,柯林頓的亂交影響了他的執政能力:「長期的無紀律、強迫、利用、輕易背叛承諾,這一切都表明深層次的某種東西,不受控制的某種習慣性的東西出錯了,」他寫道。

 

讓我想起貝內特這些話的,是戴維·弗蘭德(David Friend)最近出版的《下流的90年代——美國性慾的勝利》(The Naughty Nineties: The Triumph of the American Libido)。這本書引人入勝,介紹了那十年的性醜聞和文化動盪。

 

回想起來,柯林頓時代文化戰爭的態勢似乎非常簡單,只是對性持自由論觀點的左翼和過分拘謹的右翼之間的鬥爭。20年後,是保守派最終消除了有關總統性道德僅存的一點不成文規定,這真是天大的諷刺。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日前報導稱,在2016年大選前的一個月,川普的律師邁克爾·科恩(Michael Cohen)安排向藝名「暴風丹尼爾斯」(Stormy Daniels)的艷星斯蒂芬妮·克利福德(Stephanie Clifford)支付13萬美元,以阻止她談論2006年她和川普的一段風流史。

 

只是讓大家聳聳肩

 

《紐約時報》補充了新的細節。之後,《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報導稱,曾指控川普出1萬美元與其發生性關係的另一名色情女演員傑茜卡·德雷克(Jessica Drake)簽了一份保密協議,協議禁止她談論川普總統。

 

在其他任何一屆政府,有證據表明總統在選舉期間向《善意做愛》(Good Will Humping)裡的明星支付封口費,都會成為醜聞。但在這一屆政府,迄今為止此事只是讓大家聳聳肩。

 

總的來說,自由主義者激不起太多的憤怒,因為據各方面所說,川普和丹尼爾斯是兩情相悅。與此同時,幾乎沒有社會保守派對批評川普感興趣,因為他們已經說服自己擺出一副務實的道德現實主義姿態,以便證明他們支持他的合理性。比如,2016年貝內特自己譴責「永不川普」(Never Trump)的保守派有「可怕的道德優越感」。

 

如果說這裡面存在重大醜聞,也只在於那13萬美元的來源,或被川普掩蓋的其他艷遇。在邁克爾·沃爾夫(Michael Wolff)的《炮火與怒火》(Fire and Fury)中,有一句話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快到結尾時,斯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誇獎川普的律師馬克·卡索威茨(Marc Kasowitz)說,「卡索威茨加入了競選團隊。我們的問題是什麼,100個女人?卡索威茨全部搞定。」

 

這一屆政府關於總統的性醜聞,迄今為止只是讓大家聳聳肩而已。(美聯社)

 

剛生完孩子就和艷星上床

 

如果事實證明有花錢掩蓋非雙方同意的行為,也許會引起軒然大波。但在妻子剛生完孩子就和艷星上床,然後出錢讓她閉嘴呢?就這位總統而言,這種事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我不認為,右翼心照不宣地對性行為——至少是異性戀中男性的性行為——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和左翼試圖樹立新的性道德約束同時發生是巧合。

 

90年代,很多女權主義者為不受約束的性愛辯護,因為她們害怕保守的性審判。這種審判的某些部分至今依然存在,對生殖權利的攻擊變得愈發猛烈。儘管如此,川普還是調和了保守的政治和男性的性權利。他這麼做導致這類權利更容易受女權主義者抨擊。

 

上個週末,引起我認識的人關注的性醜聞不涉及川普,而是涉及喜劇演員阿茲·安薩裡(Aziz Ansari)。一家名為《寶貝》(Babe)的在線刊物發表了一名年輕攝影師的指控。這位化名格蕾絲(Grace)的攝影師稱其與安薩裡的一次約會出了問題。

 

格蕾絲向作家凱蒂·韋(Katie Way)講述了沒有熱情(至少她這一方是)的口交和安薩裡堅持要求性交的情況。格蕾絲似乎對安薩裡和他的好好先生女權主義形象不符感到失望。「你忽視了明顯的非語言提示;你一直在求愛,」她給他發短訊說。

 

已經令人厭惡地和總統聯繫在一起

 

在女權主義者中,對此事的反應大致上可以按年紀劃分。格蕾絲把自己的經歷解讀為性侵犯,但幾位年長的作家則認為這是一個關於缺乏教養和失敗的性愛的故事,這兩樣都無法作為侵犯安薩裡隱私的理由。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凱特琳·弗拉納根(Caitlin Flanagan)稱其是情場失意引發的「3000字復仇色情」。

 

我同意弗拉納根的觀點,格雷斯描述的不良行為不到侵犯或騷擾的程度,並且認為《寶貝》不應該刊登這個故事。儘管如此,我依然支持那些正在擴大「我也是」(#MeToo)運動的年輕女權主義者。在我看來,他們沒有訴諸宗教處罰或父權騎士精神,而是努力對野蠻的性文化制定新的思考規範。

 

「很多男性會看關於阿茲·安薩裡的那篇文章,並認為這是普通的、合理的性互動,」女權主義作家傑茜卡·瓦倫蒂(Jessica Valenti)發推文說。「但女性現在說的部分意思是,文化認為是『正常』性接觸的行為並不適用於我們,而且常常是有害的。」

 

也許女權主義者覺得可以隨意表達她們對性解放走向的憤怒,因為她們不再需要保護性解放不受保守派攻擊了。在90年代,色情文化似乎是顛覆的、時髦的;現在,它已經令人厭惡地和總統聯繫在一起。

 

※作者Michelle Goldberg為紐約時報記者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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