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並沒有身份，都是靠巴拉圭、海地、美國、日本等邦友好國家協助發言，台灣人若要參與WHO，需要依循專業參加NSA （Non State Actor），即為在WHO的認證框架下具全球規模性的非政府、非營利且具有專業性的組織，WHO亦有諸多合作中心（Cooperation Centor）維持與這些全球性的專業組織合作，筆者所本次受邀與會WHO執委會，代表的世界醫師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即為此例。

台灣人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活動，筆者並不是第一例，但是與其他國家人員參加的困難度評比，台灣人確實極為困難，都需要一再透過其他身份包裝，並且事前低調減少干擾。民間每年五月大動作宣傳並抗議的WHA （World Health Assocation），其實並不是能夠影響世界衛生組織決策的戰場，就像一個團體的會員大會，當天事務不可能是當天才有討論，否則每一項議程都會處於無法安全下莊的風險，而是事前一定有檯面上下各種會前會的協商，更尤其題目的訂定是更上的活躍核心成員組成的理事會所討論決定，這個理事會、或是一家公司的董事會，對應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架構，就是每年一月的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WHO Executive Board）。

所以今天就是見證了世界衛生組織，如何討論決定題目，並見識了真正擁有話語權的EB成員國角力場。而相對於這些成員國的三分鐘發言權，我的角色則是擔任代表非政府組織的兩項相關議程各一分鐘的發言內容，如抗藥性組織、與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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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冠宇 醫師（@angelimpulse）分享的貼文

一、了解世界衛生組織的需求與瓶頸

WHO核心問題其實一直是「資金」，在各項會議中，WHO幹部本身和各個有需求的成員國都表示需要更多來自國家層級的投資，這也間接決定了EB成員國、非EB成員國發言的地位、份量，也間接減少了非政府組織發言需要被重視的重要性。

再來次級問題則為「領導」，是WHO自己的角色認定，議程中有提及世界衛生組織的極限，作為世界衛生領導者的角色，呈現問題、提供方向、引導協商，而不是基層執行的角色，但若說是領導也太牽強了，因為WHO的領導其實也受各國的政治利益偷渡所牽制，實質上，就EB所見，那是國家級政治協商的超級大平台，各項議程的實踐更需要與諸多區域組織的合作聯繫。以抗藥性合作為例，80多個國家接受此計畫，但是只有40多個國有實際執行，全球免疫與肺結核防治也是一再落後。同時，仍然需要與聯合國密切合作，在議程中有講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貢獻，強調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對地方、區域和國際健康發展的重大貢獻。沒有這樣的支持，低收入國家將面臨重大挑戰。也有提到非洲兒童疫苗的接種普遍極低，主要來自歐洲跨區的支持，而WHO本身只能擔任一個引導的角色。

二、了解世界衛生組織議程發言的意義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本身可以被理解為協商平台，作為成員國代表的發言內容，你對內可以選擇呈現問題、宣揚成果，對外則可以聯名其他成員發聲呼籲WHO高層共同重視某些議題的串連立場。

作為各國利益的角力場，其實全球衛生是非常挫折的一件事情。為了平衡這些利益以及讓專業組織的工作成果能列入WHO的方針，像是全球衛生理事會、無國界醫師等等其實也都具有發言權，不過由於時間只有1分鐘的關係，其實更需要聚焦在需要呼應議程和倡議的事項。但是也千萬不要把這些發言當作是跑龍套的過程，因為發言就會帶有立場，如果反面立場過多，很有可能造成WHO執行全球衛生計畫的方向會發生偏移，如墮胎權就是最好的範例，美國提出讓女性生殖權力中心也像是非政府組織者進入WHO的合作框架，立即遭到回教保守國家以埃及為首的反對，目前以女性健康權利而言，墮胎衛生工作進入不了世界衛生組織，使得美國感到相當挫敗。這可能是活在進步社會、男女平等並重視女性待遇、且生育可以被討論的台灣現代社會難以想像的狀況。

世界衛生組織本身並不會將各國的爭執列入紀錄，只留有影像，文字都還是對於衛生工作相對重要的部分，這也是非政府組織專業工作者的重點工作：考察各國經驗。每個國家都有共同或特異的問題，有些國家沒辦法完成兒童各項疫苗覆蓋，連Ｂ肝疫苗計劃都沒有，很多國家也努力在推展包括HPV疫苗的接種計畫。對於COVID19，各個國家都在對抗社區的假訊息，有趣的是隨著各國文化，假訊息內容還會不一樣，這些都是造成諸多全球健康計畫容易導致延後，包含2030年免疫議程目標。

三、非政府組織參與之架構，與WHO行政角力之問題

台灣專業人士排除政治因素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非政府組織顯然是唯一且正確之途徑。而且這部分要特別注意154-37中的草案，2016年通過共識談判並採納的『FENSA』（Framework of Engagement with Non-State Actors ）標準是WHO很大的一份角力，他是定期審核這些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非政府組織的依據，這包括對正式關係中的年度報告要求和每三年的審查。

當然台灣人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已經這麼困難了，進步國家如美國有會附帶一些議題藉由非政府組織進入WHO，WHO不可能沒有保守的聲音在反對，像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角力自然就成為FENSA的潛在爭議。有些不利某方利益或立場的非政府組織，可能會在加入或被定期審核的過程，若不謹慎盡量繞開各國利益問題觸到紅線，恐怕也會被刁難。

世界醫師會本身除了全球醫師專業性之發言，也會考量為全球醫師、女性醫師的福祉做努力。每個組織的發言角度依據自己所代表的族群與專業性都略有不同，在有限的時間也常會有會有合作聯盟共同發聲的情況。根據世界醫師會有經驗者，自從新冠全球大流行時，因為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發言內容大增，但是實際而言非政府組織不若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並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投資者，所以世衛組織刪減非政府組織的發言時間為1分鐘，但是並沒有減少成員國的發言時間，就連在執委會的非執委會成員國也還是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這本身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疫情後專業性受政治干預更大的隱憂。其餘國際護理協會、無國界醫師、世界心血管協會、世界非傳染病（慢性病防治）聯盟以及歐盟醫藥組織也都是處於相同之狀況。

世界衛生組織以台灣人之角度觀察，最大之爭議，仍然來自中國人佔據過多行政位置，且與中國代表之界線含糊不清，同一人可以在行程預算行政委員會主席（PBAC，Programme, Budget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和中國代表之間發言切換，在會場外的交流也幾乎沒有界線，這是別的國家於WHO擔任幹部所沒有發生之事。依據同行中國籍的醫師解釋，在他們的觀點，WHO才是被美國控制，這是由於WHO本身各項執行預算是簽約制，美國仍然是投資WHO的最大來源，所以很多基層工作方向都由美國所控制，所以安插這些中國幹部是實質制衡美國。這個可能就是雙方認知基礎不同了。但是以亞洲人在世界衛生組織擔任幹部的比例，幾乎都是中國人，不見任何日本人、韓國人、東南亞諸國族群，是不爭之事實。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未來如何發展，是否會因為內部行政因素而逐漸削弱自己本身的領導影響力，有待時間觀察。

但是以台灣人的角色，從歷史和現實兩岸因素下來，無論官方或民間人士都已經沒有本錢在外交上繼續犯錯導致失利，展現專業高度與公益之態度與各國基層社群結交好友，台灣人必須了解要從自己做起，學習更多國際接軌文化交流之事務，學習高格局看到各種議題，觀察國際脈絡和和保持對世界發展趨勢的敏感性，擁有跨文化溝通之國際素養，需要更為友善謙卑的態度、成熟的思考與穩定的情緒、懂得避開溝通誤區、加以不放棄與積極的精神，學習各種進步思維贏取眾望（win the heart and mind）結交實質盟友，這個盟友要從利益層次轉換為情感層次顯然非常重要，我們能做到這種程度的人才並不多。而社會內部需要此認知並給予適度支持，比起台灣，早在其他各國對於這些專業人才轉為國際組織工作者，事實上是更為積極，反倒是台灣人才的量能不足甚至出現斷層，是故筆者眼中的危機從來就不是台海政治或資訊戰如何，而是本島對於有心向國際發展的潛力人才，支持向來都不足，還有資源的競爭與糾紛，與國際人士合作共事的素養與格局不夠，態勢根本就不對，這樣的環境又要怎麼做公民外交？

是故公民外交培力的不二正確方向，很明顯在眼前，就是跨世代攜手培育人才、支持人才，滾動式研究國際議題，即便投石問路步步維艱，但是永不放棄，路遙知馬力，對國際社會也是日久見人心，當大家讓認識到你的價值，必然大有斬獲，在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的會場內外觀察，我們就已經在這條路上，要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心。

※作者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整合醫學科醫師、世台聯合基金會聯席董事、本屆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世界醫師會與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