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遺忘的美國記者

我們對美國調查記者的功力印象深刻，例如挖掘出水門案件的記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 1944-）與伍瓦德（Robert Woodward, 1943-）。在美國新聞史上，這兩個名字如雷貫耳，然而當年他們只是《華盛頓郵報》裡不到30歲的小記者，卻靠著鍥而不捨的精神，扳倒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其實遠自19世紀末，美國已出現許多調查記者，介於私人偵探與報社記者之間，深入追查政治、商業、犯罪集團盤根錯節的關係。然而早期調查報導並非新聞主流，良莠不齊，加上追查的對象多為有力者，所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難有成果。以至於調查記者喜歡以偏執的假設做出聳動的結論，報導往往流為充斥小報腥羶的小道消息，有些記者甚至可被收買而惡名昭彰。                                               

第一篇二二八事件的英文報導

汙名化的結果，我們也逐漸忘記更多不知名的調查記者，他們的勇氣有如挑戰巨人歌利亞的大衛，這樣的精神仍值得我們學習。 就如本節的主角，約翰‧威廉‧包威爾（John William Powell, 1919-2008），他也是一個有爭議的調查記者，活躍於二戰前後的亞洲，目睹日軍戰敗、中國赤化、韓戰等重要的亞洲歷史事件。包威爾曾是一位勇於揭露真相、充滿正義感的記者，最後卻把自己圈豢在中共的宣傳下而失去記者的嗅覺，非常可惜。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包威爾與台灣有一段短暫的交會，他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勇敢進入台灣採訪二二八事件，向世人報導了1947年的3月大屠殺。在歷史洪流中，包威爾的事蹟，值得台灣人永遠懷念。

二戰結束後，世界和平並沒有到來。局勢洶洶，年輕的包威爾憑著記者靈敏的嗅覺，在1947年3月中進入台灣，是第一批採訪二二八事件的西方專業記者。當時剛失去父親的包威爾，背起行囊，在台灣停留九天，造訪現場，訪問目擊證人。包威爾在發出多篇新聞稿之後，於3月底發表英語世界第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詳細報導，標題為〈台灣的血浴〉（Taiwan’s Blood Bath），刊登在1947年3月29日的《中國評論》（The China Weekly Review, vol. 105, Number 5, pp. 115-117. March 29, 1947），震驚西方世界。之後各英語大報的描述，均不出這篇 報導的內容。

即使抽離二二八的脈絡，年輕包威爾在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位，也該被視為典範，得到更高的尊敬。包威爾生於一個記者世家，父親約翰‧班雅明‧包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 1887 -1947），是一名常駐在中國的美國記者。父子倆人均為人道主義者，對強權的批判不遺餘力，但他們所面對的殘酷現實讓他們不知所措，不惜以肉身抵抗，卻迷思在英雄主義的對抗之下，無法看清邪惡的源頭，很能代表二戰前後在中國的記者處境。老包威爾親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殘暴，同情蔣介石的抵抗，被日軍監禁虐待，在監獄中失去雙腳；而年輕的包威爾看清蔣介石後，卻轉向共產中國，在麥卡錫主義獵共的時代，受到自己國家的凌辱，失去紙筆，退出記者生涯。歷史捧紅了許多明星記者，卻逐漸忘記包威爾父子以記者身分投入大時代的艱辛。

話說從頭，1917年《中國評論》於上海創刊，以週刊發行，老包威爾1918年接手，一直扮演著英語世界了解中國事務的重要評論。老包威爾十分同情中國的處境，對帝國主義的譴責不遺餘力，尤其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也不斷批判戰前美國的姑息主義，很早看出日本的野心，不斷向美國政府提出警告。他對國民黨的批判也不輕，對蔣介石的獨裁十分不以為然，但他基本上仍然同情蔣介石，把他視為中國民族主義者。 老包威爾受一戰後歐洲的民族自決影響，把中國的希望寄放民族主義的覺醒，希望中國人能盡快學習自己治理中國事務。在老包威爾看來，日本的軍國主義是中國最大的敵人，而蔣介石是可以忍受的必要之惡。

日本於1941年底發動大平洋戰爭，情勢急轉直下。在偷襲珍珠港隔日，日軍開入上海，占領上海租界。老包威爾挺身保護雜誌社員工，堅持不撤出上海，竭盡所能救助淪陷區的中國人，但美日宣戰後，老包威爾自己很快就被逮捕監禁。日本當局對老包威爾毫不客氣，讓他在惡劣的環境下受盡虐待，關在冬天酷寒的監獄中，導致雙腳嚴重凍傷而截肢。1942年透過美日換俘得以回到美國，但身體健康再也無法恢復。戰後老包威爾仍希望能回到上海工作，但除了勉強以證人身分出席東京大審，已無法長途旅行，此生無緣再回上海。

一個意外的巧合是，老包威爾於1947年2月28日過世，父親的棒子交給小包威爾，冥冥中注定了小包威爾與台灣的不解之緣。老包威爾過世的消息傳出，各界悼念的電報湧至。同年3月8日發刊的《中國評論》以社論悼念了這位主持了近30年的總編兼發行人，節錄不少重要人士的電文，其中包括蔣介石與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蔣介石的電文這樣稱讚包威爾：「他透過強大與正義之筆，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則。」顧維鈞說：「全中國會為失去這位偉大的朋友一起哀悼。」中英文的各大報也紛紛報導他的事蹟與死訊，《紐約時報》稱他為英雄。這位新聞鬥士的過世備極哀榮，他也的確是值得尊敬的一代報人。

《中國評論》因中日戰爭停刊了四年，戰後於1945年10月復刊，交由年輕的包威爾主持。小包威爾1919年出生於上海， 隔年父親把他送回美國。除了六歲回到上海與父母同住一年， 他與母親的家人在美國中西部成長。虎父無犬子，年輕包威爾 決定追隨父親的步伐，從事記者工作，1938年進入父親的母校密蘇里大學，主修歷史與新聞。1940年小包威爾尚未完成學業，日本已全面入侵中國，或許是父親的感召，他在烽火中回到上海，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後被迫離開，父親則留在上海。父親的英雄事蹟讓他震撼，回美國後自願受戰地記者訓練，1942年再次以記者的身分投入戰爭，來到中國重慶。戰後回到上海，直到1953年《中國評論》關閉。

在包威爾不算長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有過對台灣人十分重要卻也逐漸被台灣人忽略的一段，那就是接掌《中國評論》不久的年輕包威爾，對台灣做出一系列驚動世界的二二八事件報導。諷刺的是，1947年3月8日發刊的《中國評論》，就在蔣介石對老包威爾的悼念文之後，包威爾發出了對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第一篇報導，標題是〈在台灣的暴亂〉，以一段斯巴達人的對話，精準解釋了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策略：

一位造訪斯巴達的訪客，對斯巴達能以極少數的斯巴達人維持統治人口佔絕大多數的黑勞士（helots）奴隸感到不可思議，就請斯巴達主人說明是怎麼辦到的。主人拔出獵刀走到麥田說：「很簡單，就這樣。」說畢砍下些麥頭。

                                               

「但我還是不明白。」客人說。「再看一遍。」斯巴達人說，並且又砍下些麥頭。但客人還是不解。斯巴達人於是進一步說明：「你應該注意到我沒有去砍那一大片麥田，一把刀能砍下多少？但一旦有一個麥頭高過他的同類，我就讓它倒下。這就是我們如何維持這個國家。」           

那時包威爾還沒進入台灣，在消息封鎖，對台灣情況所知有限的情況下，年輕包威爾以此做為第一篇報導二二八的楔子，精確指出了國民黨接下來半世紀的統治原則，包威爾做為一個記者對事件本質的掌握之精準，實不可思議。一個星期後，包威爾親身進入台灣，親眼目睹中國軍隊血洗台灣的慘狀，寫出前面提到的一篇特別報導〈台灣的血浴〉，是第一篇出自西方記者，也是最詳細的二二八見證。（待續）

※本文摘自《你沒讀到的美國：李中志的玉米田》（李中志著；玉山社出版）。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前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