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美國社會因為一系列政治暴力行為，讓人不得不關注「政治仇恨語言」和「暴力」的連結。三起事件如下：

一名槍手向肯塔基州一間非裔美國教堂開槍，這件事被以「仇恨犯罪」（白人對黑人）展開調查；另有一名槍手在同一時期，闖入匹茲堡一間猶太教堂內掃射，造成11人死亡，邊開槍還邊高喊反猶太口號；第三個案例是一名男子對任何發表過與他不同政治意見的政客、記者寄出炸彈包裹，14顆炸彈被查獲，且據稱另有100個潛在名單，因為近乎恐攻，當然舉國議論紛紛。

過去以來，美國社會不可諱言存有許多政治分歧，包括墮胎、槍枝管制等等，黨派立場嚴重對立，上述槍擊案，起因都是出於個人政治的極端表態。許多心理學家很早以前就提到的，儘管喧鬧、舉標語，甚而砸窗和輕蔑吐痰等的動作一直是美國政治舞台上「公開表達憤怒」的方式之一，這些行為的效用除了情緒表達，卻也能激勵更多人關心政治。就這點看，一開始的「政治憤怒」或許並非都是有害，直到它開始失控，並製造出愈顯兩極的社會，一切就不只是簡單的發洩不滿而已，事實證明，就算只是輕度暴力的政治隱喻，都可有能刺激原本就具有攻擊傾向者走向極端。

2010年，一份由密西根大學資助的調查，便提到了雖然政客刻意點燃大眾的憤怒，多數純粹是為了選舉動機（憤怒能有效刺激投票），但許多受眾並非只會以「投票」作為對這位政客憤怒言論的支持，而是直接模仿，甚或將政客的憤怒化為實際行動，且將暴力手段合理化為一種可接受的釋壓。如此，就進入對民主政治的最大威脅，也就是從政治敵意，走向憤怒，從憤怒創造出兩極化社會，自兩極化社會再導致更大的敵意和憤怒，結果就出現了將對方（政敵）「非人化」的念頭，等同為個人政治暴力行為開了綠燈。於是，上述三名被逮捕的罪犯，沒有一個認罪，更不覺得自己有錯，畢竟是受害者「該死」。開槍殺人縱非替天行道，也是情有可原。而這三起案件之所以震驚社會，「暴力形式」是其一，關鍵更在於如此一來，是否任誰都有可能處在孤狼暴力的風險下。

日前，台灣發生有名男子朝數位發展部辦公室開槍，一樣引起社會關注。根據媒體報導，開槍的男子是因為不滿數發部「亂花錢」，且曾事先發文「如果再讓這個腐敗的政府來執政4年，我實在是無法忍受！如果再讓你們執政，那台灣就真的沒救了！我們老百姓只要求一個安居樂業，很難嗎？」。

首先，數發部如何亂花錢，如何防止政府部門亂花錢，如何「懲罰」官方亂花錢，難道已無任何機制釐清和遏制？為什麼會走向「開槍給予教訓」？再者，「如果再讓你們執政，我實在是無法忍受」，以此支撐開槍行徑，那麼，這不啻是在撕毀民主選舉的遊戲規則？背後其實和美國有人闖進教堂開槍的心理機制相似，就是這名朝數發部開槍的男子，已把經政客點燃的憤怒，轉換為將自己暴力行為合理化。

當然，也如同美國的案例，在台灣也有不少持特定政治立場者，顯然是「默許」了這種行為。而這正是美國學界、政界對政治暴力所憂心之處，因為「憤怒」從來不屬於任何政黨（或支持者）的專利，「憤怒情緒」和「憤怒理由」也沒有公定的標準，今天你對數發部的憤怒到達極致後選擇開槍，明天同樣也會有人因為另一種無法忍受的政治變局，向另一陣營射出子彈，尤其一個人針對性的政治暴力行為，也會直接刺激不同立場者的潛在暴力意識。

因此，任何不樂見民主內戰者，對於以如此槍擊威脅恐嚇的政治暴力，實難給予半點苟同。率先對美國上述三起政治暴力事件提出警訊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教授卡爾莫（Nathan Kalmoe）更提醒，儘管「言辭」可能不是大多數引發政治攻擊的主因，但仇恨語言很可能會激怒那些原本已具暴力的人，並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以暴力表達情緒，而非尋找問題的解方。他這句話，正是說給那些「性嗜辛辣語言」的政客聽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