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號

自我有記憶以來，恐懼一直都在。存在的恐懼。我成長的以色列，1960年代中期的以色列，精力充沛，生意盎然，而且懷抱希望。可我總覺得在我家鄉富裕人家和中上階層的草坪之外，有一片黑暗的海洋。我害怕有天那片黑暗之海會湧升，把我們全都淹沒。一道神話海嘯將襲向我們的海濱，橫掃我的以色列。以色列將淪為另一個亞特蘭提斯（Atlantis），失落在海底深處。

1967年6月的某日早晨，當時9歲的我撞見父親在浴室裡剃鬍。我問他，阿拉伯人是不是會獲勝。阿拉伯人會不會征服我們的以色列？他們是不是真的會把我們全都扔進海裡？幾天後，六日戰爭（Six Day War）開打。

1973年10月，迫在眉睫的災難拉響警報。在那個無聲的贖罪日（Yom Kippur）正午午後，在我因流感臥病在床的同時，F-4戰機劃破天際。它們從屋頂上方500英尺的高度飛越，趕往蘇伊士運河，抵禦對以色列發動突襲的埃及軍隊入侵。它們當中很多一去不復返。那時我16歲，我國在西奈半島（Sinai desert）和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守勢瓦解的消息把我嚇壞了。在為期10天膽戰心驚的日子裡，我內心的原始恐懼似乎完全合理。以色列岌岌可危。第三聖殿的牆在顫動。

1991年1月，第一次波灣戰爭爆發。伊拉克的飛毛腿飛彈（SCUD missiles）轟炸特拉維夫。有些人擔心可能會爆發化學武器攻擊。連續幾個禮拜，以色列人無論走到哪都隨身攜帶防毒面具。有時候，通報飛彈即將發射的警告傳來，我們戴起面具，把自己關在窗門緊閉的室內。雖然後來發現威脅並不屬實，這超現實的儀式卻給人某種驚駭感受。我張大耳朵留意警報聲，我惶惶不安地看著我所愛的人被禁錮在德製防毒面具底下的懼怕眼神。

2002年的3月，一波恐怖攻擊浪淘驚擾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攻擊巴士、夜店和購物中心造成數百人死亡。某日夜裡，我在耶路撒冷的書房寫作，忽聞一聲巨響。我意識到，巨響肯定來自我們社區裡的酒吧。我拿起寫作簿跑到街上。三名英俊的年輕男子坐在吧臺，面前的啤酒杯半滿——死了。一名個頭嬌小的年輕女子倒在某個角落——一動不動。受傷的人們尖叫哭喊。當我站在面目全非的酒吧中，透過熊熊火光環視身旁的地獄，當時已成為記者的我想知道，以色列的未來會如何？我們還能忍受這瘋狂多久？是否會有那麼一天，我們以色列人出了名的頑強活力，將屈服於企圖消滅我們的死亡力量。

1967年戰爭的大勝消除了戰前的種種恐懼。1970和80年代的復原癒合了1973年的重傷。1990年代的和談修補了1991年的創傷。2000年代末期的繁榮掩飾了2002年的恐怖。正因受不確定性籠罩，我們以色列人堅持相信自己、我們的國家，以及我們的未來。但任憑時光荏苒，我心裡緘默的恐懼不曾消失。談論或表達這份恐懼是禁忌之舉，可是它對我形影不離。我們的城市彷彿建造在流沙之上。我們的家園不曾真正穩固。

即使我的國家愈來愈富強，我卻覺得它非常脆弱。我發現我們易受攻擊，持續遭到威脅。沒錯，我們的生活依舊深刻精彩，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開心的。以色列散發一種源自物質、經濟和軍事成功的安全感。我們日常生活所擁有的活力令人驚嘆。然而，總有一天日常生活將如龐貝城定格的恐懼始終存在。倘若廣大的阿拉伯民眾或強勁的伊斯蘭勢力戰勝以色列的防禦，然後將以色列連根拔除，我心愛的家園將土崩瓦解。

希伯倫古城Cave of the Patriarchs，阿拉伯區。（攝影：李昆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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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有記憶以來，占領一直都在。就在我問父親阿拉伯國家會不會征服以色列的一個禮拜後，以色列征服了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和加薩（Gaza）的阿拉伯區。一個月後，我的雙親、兄弟和我首次踏上拉姆安拉（Ramallah）、伯利恆（Bethlehem）、希伯侖（Hebron）三個占領城市的家庭觀光旅遊。我們到哪都看見被燒剩的約旦人吉普車、卡車和軍事車輛。

多數民宅掛著投降的白旗幟。被以色列坦克大軍輾過而面目全非的焦黑豪華賓士車殘骸堵住了部分街道。和我同年齡或更小的巴勒斯坦孩童眼神流露恐懼。他們的雙親一臉悲痛與蒙羞。不到幾個禮拜，勇武的阿拉伯人淪為受害者，瀕危的以色列人變成征服者。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如今凱旋得勝，沾沾自喜，沉醉於飄飄欲仙的權力感。

在我青少年時期，一切都還在控制範圍內。世人普遍認為我們的軍事占領是善良的。如今我們落後的鄰國擁有了不曾享有的電力、自來水與健保。他們應當瞭解他們不曾如此幸福。他們肯定對於我們給予他們的一切心懷感激。一旦和平降臨，我們將返還絕大多數占領區。不過暫時之間，以色列地一切安好。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這個國家各地相安無事，享受生活的寧靜與豐饒。

直到加入軍隊後，我才發現事情不大對勁。加入以色列國防軍菁英傘兵隊6個月後，我被派駐到10年前還是小孩時參觀過的那幾個占領城市。這回我被分派從事齷齪的工作：檢查哨執勤、居家監禁、暴力驅散示威遊行。在我心中留下最大陰影的，是闖入民宅將年輕男子從溫暖被窩拖出來，送去進行午夜拷問。我問自己，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會藉由對被剝奪了權利與自由的百姓施暴來保護家園？我的以色列怎麼會對另一支民族實行占領和壓迫？

於是我成了反戰分子。起初我以年輕行動主義者的身分反戰，後來則是以記者的身分，我滿腔熱血地對抗軍事占領。1980年代，我反對在巴勒斯坦領土建立屯墾區。1990年代，我支持巴解組織（PLO）領導的巴勒斯坦建國運動。2000年代，我贊同以色列單方面撤離加薩走廊。不過，幾乎所有我參與的反占領宣傳運動最終都失敗了。

距離我們家首次遊歷約旦河西岸占領區近半世紀之後，約旦河西岸仍未脫離占領。無論多麼邪惡，占領區已成為猶太國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也成為我的以色列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儘管我反對占領，我卻得負責占領。我不能否認或逃避一個事實，也就是我的國家已成為一個占領國…（待續）

※本文摘自《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一書緒論／八旗出版／作者沙維特隸屬中間偏左的《國土報》，一向激烈批判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他努力挖掘、重現建國運動中對巴勒斯坦人曾經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傷害，且因為清楚意識到一個猶太國家在中東地區的存在就意味著阿拉伯民族的失敗，因此對以巴和平持悲觀立場。在熱愛與批判祖國之間，沙維特面對著沒有答案的道德掙扎，也展現了少見的客觀與公正。《我的應許地》是他面對以色列沉痛過去的真誠告解，也是他對以色列黯淡未來的奮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