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人的名字有很多有趣的現象。例如東漢、三國、西晉近三百年時間裡，人名用單字，就是一個字的特別多。隨便舉幾個耳熟能詳的人，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夏侯惇、司馬懿，關羽、張遼、周瑜……姓有一個字的，也有兩個字的，例如諸葛、夏侯、司馬，可是名全是一個字。當然，偶爾有兩個字的名，例如黃承彥、戲志才，但畢竟是少數。

為什麼當時的人取名喜歡用單字呢？這個問題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先說明，古人有姓、有名，還有字，名和字不同。不過現在的口語都叫名字，其實只相當於古人的名。為了方便起見，後文都用名字來指代古人的名。

接著來說單字名的事，先說簡單的。西漢元始二年（二年），漢平帝下了一道改名詔書：「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漢平帝本來叫劉箕子，這個名字用了兩個字，「箕」是「簸箕」的「箕」，所以叫「皇帝二名，通於器物」。漢平帝就下詔，自己改名為劉衎，「衎」是「出行」的「行」，把中間劈開加了一個「干支」的「干」。詔書說：改成這個字就符合古代的制度了。

當時的朝政大權實際在王莽手裡，漢平帝下詔改名其實是王莽的意思。據《漢書．王莽傳》和〈匈奴傳〉記載，就在漢平帝改名前後，王莽還頒布過一個法令：「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就是漢朝人取名字，不能用兩個字，只能用單字。後來不只漢朝人改了，連匈奴人也把名字改成單字。

當時名字用兩個字不僅犯法，還會受到嘲笑，史書記載叫「中國譏二名」，就是譏笑二字名。王莽有個孫子叫王會宗，也在這波改名浪潮中改叫王宗。後來王莽篡位稱帝，建立新朝，這個王宗整天想著當皇帝，結果陰謀敗露，自殺了。做為懲罰，王莽就把王宗的單字名「宗」恢復成二字名「會宗」。可見那時用二字名不僅法令不允許，還是一種侮辱。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恍然大悟：哦，原來後來三百年，大家都喜歡用單字名，是因為王莽啊。本文開頭說了，單字名這個事情，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簡單的說完了，複雜的呢？

還得先說王莽。眾所周知，王莽建立的新朝最後被推翻了。劉秀建立東漢，王莽被定性為奸臣篡位，他的法令制度全部被廢除，改名令肯定也被廢了。王莽還改過官名、地名，這些名稱對後世幾乎毫無影響。而且從漢末王莽執政，到最後新朝被推翻，總共二十多年，僅影響到兩代人。

按理說，王莽一道改名令，不可能影響到後來三百年裡人們取名字的規則。這背後還有更複雜的原因。

這事還得從儒家經典《春秋》說起，它是中國著名的編年體史書，現存版本據說是孔子修訂的。

《春秋》記載一件事，原文是：「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說魯定公六年（前五○四年），魯國大夫季孫斯、仲孫忌率軍包圍鄆城。乍聽起來，好像和人們的名字用一個字還是兩個字，沒什麼關係。

但問題是，仲孫忌的全名叫仲孫何忌，《春秋》記載這件事時，少寫了一個「何」字。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事，可能少抄一個字，也可能是為了省竹簡，把名字簡寫了。

這個疑似筆誤，被一幫搞研究的人盯上。他們覺得儒家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春秋》是唯一一部孔子親自寫成的，每個字、每句話都蘊含著孔聖人的「微言大義」。而這些研究人員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微言大義找出來。

當時有三部解釋《春秋》的著作，分別是《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公羊傳》對「仲孫何忌」寫成「仲孫忌」這件事發表看法，說：「此仲孫何忌也，易為謂之仲孫忌？化二名。二名，非禮也。」《春秋》還有把「魏曼多」的名字寫成「魏多」，《公羊傳》也大發感慨，說：「此晉魏曼多也，易為謂之晉魏多？化二名，二名，非禮也。」

總而言之，在《公羊傳》的作者眼裡，《春秋》把二字名寫成單字名，是覺得二字名「非禮」，不符合禮法。可是名字取一個字還是兩個字，和禮法有什麼關係呢？

這就和古人名字的避諱有關係了。同樣是儒家六經之一，《禮記》的〈曲禮上〉有一句話叫「二名不偏諱」。這個偏是「偏向」的偏。這句話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按照字面，說如果一個人的名字有兩個字，那麼這兩個字的避諱不能「偏諱」，就是不能只避諱一個字，而是兩個字都要避諱。另一種解釋認為，這個偏字是「徧」的通假字。偏是一個單人旁加一個「扁」字；「徧」（「遍」的異體字）是一個雙人旁加一個「扁」字。兩個字很像。如果這麼解釋，就是「二名不徧諱」，也就是如果名字有兩個字，避諱一個就行了，不用兩個都避諱。

不管這兩種解釋哪一種更接近原著的意思，但《公羊傳》的作者支持第一種解釋，就是說名字如果有兩個字，都要避諱。東漢時期，著名的研究《公羊傳》學者何休曾說：二字名「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就是說，名字用一個字，容易避諱；要是用兩個字，都要避諱就很麻煩。

名字一旦和禮法攪在一起就麻煩了，特別是秦、漢以來，皇帝一家獨大，皇權愈來愈強，為了突顯皇帝的至尊地位，相關的禮儀就愈來愈嚴格。漢代皇帝的名字，臣民都要避諱。如果翻看帶有古人注釋的《漢書》和《後漢書》，就能在注釋中看到皇帝叫什麼名，具體避諱時，用哪個字。

例如漢朝開國皇帝，姓劉名邦，「邦」字要避諱。遇到要說「邦」的時候，不能用「邦」，而要用另一個字「國」。漢初的宰相叫相國，在這之前叫「相邦」，為了避劉邦的諱，才改為「相國」。

漢代時，儒家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公羊傳》屬於今文經學，本來就是個學術派別，對名字和避諱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可是到了漢武帝時，想加強皇權，由於今文經學，特別是《公羊傳》能夠為他的皇權專制提供理論支援，所以漢武帝特別推崇今文經學，推動西漢皇帝獨尊今文經學的關鍵人物董仲舒就是研究《公羊傳》。漢武帝在中央政府設立今文經學的博士，這些博士有權議政。於是，今文經學就成了西漢官方的意識形態。當時今文經學的影響力極大，絕大多數學者都在研究今文經學；而研究今文經學又可以進一步走仕途，甚至西漢中後期好幾任宰相都是今文經學的專家。「二名不偏諱」、「二名非禮」的觀點，可能就是此時逐漸獲得官方和民間知識分子的承認。

舉三個例子。西漢昭帝劉弗陵繼位後，按照制度，臣民要避諱他的名字。朝廷規定，只對「弗」這個字進行避諱。看上去符合「二名不偏諱」的原則，但漢、魏時期的張晏認為是劉弗陵改名叫劉弗，只用單字名，不用二字名，大家避諱起來很方便。若是按張晏的說法，漢昭帝遵循的就是「二名不偏諱」、「二名非禮」的原則了。

這個還有爭議，但後面還有例子。漢宣帝劉病已繼位，改名叫劉詢，也是二字名改單字名。再後來，漢平帝劉箕子改名劉衎，同樣是二字名改單字名。

漢平帝改名時特別指出，以前的「箕子」是二字名，用的字還是大家平時用的器物，這樣人們避諱很不方便，所以改成單字名「衎」，而且這個字很偏，一般用不到。因此詔書說這「合於古制」。按照今文學家的解釋，這個古制就是《禮記》的「二名不偏諱」和《公羊傳》的「二名非禮」。

王莽執政前，無論是朝廷官方，還是控制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他們其實比較認同「二名非禮」的觀點。也許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流行用單字名了，只不過朝廷沒有明文規定，學術圈沒有完全形成定論，即使用雙字名，也沒人管你。

後來王莽推行改名令，明文規定用單字名，只是對這個趨勢又往前推了一把。所以說，不是王莽的改名令，人們才開始用單字名；而是有了改名令後，本身已經流行的單字名使用比以前更加普及了。

雖然王莽的統治時間不長，諸多法令後來也被廢除，但單字名的習俗不但沒有廢止，反而隨著有文化和講禮法的人愈來愈多，這種觀念愈來愈深入人心。雖然在東漢，今文經學逐漸衰落，古文經學逐漸興起，但仍然沒能把人們這種觀念再度改變過來。因此，東漢、三國、西晉都流行單字名；由於沒有明文禁止，取雙字名的人也是有的，只不過數量很少。

到了東晉南北朝，一方面道教和玄學興起，新的習俗產生，掌握文化的門閥貴族如果信仰天師道，往往會在單字名後面加一個「之」字，「之」在名中代表其宗教信仰，與佛教徒以「釋」、「法」、「曇」用在名字中類似。也就是說，「之」用在名字中，只是代表宗教信仰，代表這個人是天師道信徒，就和教名差不多。

例如王羲之、王獻之、祖沖之都是這樣。另一方面，南北朝時期，寒門興起，這些人文化水準一般，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僅是南朝皇帝裡，就有不少是二字名的。到此時，貴族和寒門子弟的名字都開始用二字名，過去「二名非禮」的規矩，自然就被打破了。

*本文摘自《究竟諸葛亮：鴻圖之下臥龍世代》，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劉路

網名劉史君，資深編輯、歷史研究者。

北京出版集團京版若晴公司文博編輯部負責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主攻三國史、宋史。

編有《三國志蜀書集釋》，音訊課程有《跟諸葛亮學人生布局》、《三國「職」南針》，著有《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趙匡胤》、《這樣好讀的歷史．宋代的繁華》、《史家胡同循跡》，今日頭條「頭條中國史」主講嘉賓、喜馬拉雅「喜馬講書」歷史圖書解讀人。承擔《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清代卷》、《中國革命烈士設施志．國家級烈士紀念設施卷》等國家級出版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