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翁曉玲擁有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身份，她日前在質詢行政院長陳建仁時脫口說出：「質詢是上對下的關係」，引發外界一場「到底立委有多大」的討論。這個問題，隨著本屆立法院三黨不過半的政治新局將成為顯學，的確有必要好好地釐清。

立法委員到底有多大？一般而言，這要看不同國家的憲政體制而定。總統制國家權力分立又互相制衡，所以沒有哪一種權力特別大的問題。內閣制國家權力融合，行政因立法而生，所以看起來立法權稍微「大」一點；不過也由於內閣閣員通常擁有國會議員身份，通常也不會有誰比誰大、誰一定要聽誰的問題。而台灣是半總統制國家，國會議員的「權力」應該介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所謂「質詢是上對下關係」的說法既不存在於內閣制國家，自然也不存在於台灣這個半總統制國家。

國民黨迄今仍信奉的孫中山「五權憲法」理論，但事實上，孫中山眼中充斥著對立法權的不信任，在他的「民權主義」學說裡，所謂「國會專制」、「國會獨裁」的字眼到處可見，也因為如此，孫中山才會把西方民主國家專屬於國會的「調查權」與「彈劾權」切割給監察院。孫中山的「權能區分」理論甚至把立法權歸為廣義的政府（雖然此說根本不通），更遑論所謂的「上位關係」。

質詢不是一種「上對下的關係」，質詢只是《憲法》裡行政向立法負責的方式之一。所謂「向立法負責」的方式有很多，質詢是其中之一，提出施政報告也是。其他還包括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的「覆議權」，以及在立法院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時，可相對應地使用「解散立法院」的權力。「負責」不是一種下對上的關係，而比較接近是一種「平等但更為尊重」關係；否則，立法院的決議行政院只有聽命的份，哪來「覆議」與「解散國會」的權力？

翁曉玲事後解釋，所謂上對下的關係是基於「人民至上、政府是人民的公僕」。這說法儼然把自己當成「人民」的化身，行政院（政府）只是其「公僕」，其實同樣是一種「忘了自己是誰」的誤區。翁曉玲的背後有選票，陳建仁及其閣員的背後也有選票，真要比選票，陳建仁背後的總統選票有558萬（更遑論提名他的蔡英文選票有817萬），翁曉玲背後的國民黨不分區立委選票只有476萬。即使是區域立委選票，民進黨也有609萬票，國民黨僅僅540萬票，民眾黨更只有40萬票，藍白相加還落後近30萬票，那到底誰在「上」？誰又屈居在「下」？

行政與立法部門各自代表不同的民意，正常狀況下，不同的民意應該互相尊重、彼此讓步。立委可以質詢官員，官員也可以就他所認知的事實與立場來回答。但現在的狀況是，立委們都像翁曉玲一樣認為自己是官員的「頂頭上司」，不是不讓回答就是把官員當龜兒子一樣罵，明明錯引資料還不准別人糾正，當官員怒懟時，又動輒怒罵別人「藐視國會」、「怎麼可以反質詢」；更甚者，還扯斷麥克風，推倒質詢台，灑麵粉、丟豬內臟，癱瘓議事，接著關閉協商，以示自己的「上位」。問題是，癱瘓議事也意味著國會放棄監督，官員更樂得不用到立法院，這反而是立法機構自己「示弱」的表現。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是當年九七修憲的關鍵操盤人之一，他迄今仍相當滿意這套移植自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修憲內容，但許信良也坦承，整套憲法設計裡，他唯一沒想到的是「立法院不敢倒閣」。因為立法院不敢倒閣，總統又只有被動解散國會權，所以沒有新的民意對兩院僵局做出仲裁，雙方就這樣不上不下、不生不死，僵局也始終無解。

立法委員到底有多大？關鍵不在於立委的席次多寡有沒有過半，關鍵在立委監督的品質、質詢的內容，以及透過這些品質與內容所揭櫫的價值與願景。當年朱高正、陳水扁衝撞一黨獨大那套問政模式，曾經深刻地影響此後30年台灣國會議員；但已經民主化30多年的台灣，早應該拋棄這種以聲量為尚的問政模式，努力創造出新的問政典範。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