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跟中國民主人權有關的事情，支聯會樂於伸出援手，利用香港這個半自治的中國土地，對外發聲。

 

2019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這場被北京當局稱為「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政治風波」，在天安門開槍鎮壓爭取民主學生的慘劇，多年來北京一直力圖淡化，至今「六四事件」仍然成為中國大陸的禁詞，學校社會不得討論，曾經歷或知情的人絕大多受壓噤聲。

 

在香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因1989年聲援天安門運動，六四事件後因支援異見人士而被定為「反中」組織。當日天安門外的慘劇轉眼已過30年，支聯會同樣伴隨走過30年，經歷了中國民主化幻夢、香港主權移交、2000年後中國經濟崛起躍成現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不論晴雨，支聯會在每年6月4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大型悼念燭光晚會，從不缺席風雨不改，冀將平反之心，對六四「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精神薪火相傳下去。

 

《上報》前往香港專訪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談論他如何看待支聯會，對未來何去何從。

 

 

30年的小總結

六四民運邁入30周年，對六四可謂不可分割的支聯會來說，可說是以時間驗証得出的小總結，「時間審視了我們做了什麼，做不了什麼，這30年來共產黨一直希望人去遺忘六四事件，遺忘不了便加以扭曲事實」。30年不是短的時間，至少過了1代人，但每年六四晚會仍然至少有十數萬人走出來，「香港人已做了該做的事，若沒有香港人30年來的堅持，相信六四在中國已不當什麼一回事」。

 

蔡耀昌直言許多中國留學生認知六四事件的途徑，就是因為支聯會繼續在香港發聲的緣故，「香港的地位是十分重要，我們一直堅守著， 雖然面對很多的風風雨雨，不論是正面及側面均有打壓，但香港人還能繼續守著，也許這已跟支聯會原先所想的走更遠，得到更多」。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是支聯會的多年來的五大綱領，亦是在六四晚會中必定呼喊的口號。

 

1989年5月21日，香港民主派領袖司徒華在香港創立支聯會，聲援當時如火如荼北京天安門運動，未幾中共進行血腥鎮壓，支聯會轉為平反六四，追究「鄧李楊集團」的責任，拯救中國民運人士逃往海外，並多年持續關注中國大陸民運人士情況，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懷疑「被自殺」的李旺陽、「709大抓捕」的維權律師等。

 

只要跟中國民主人權有關的事情，支聯會樂於伸出援手，利用香港這個半自治的中國土地，對外發聲。

 

支聯會所做的，一路來走不少人反對，除了遭擁護中國的港人唾罵，有不少人批評，以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將民主帶入中國，進而民主化的想法是不切實際，更認為中國民主力量早已被鎮壓，支聯會還在當什麼支援角色。作為副主席的蔡耀昌，強調支聯會一直未有這種想法，「支聯會創辦人華叔（司徒華）從前說，『香港憑什麼力量帶領中國民主，不過香港亦不能妄自菲薄，反之亦不能自誇』。其實過去中國30年沒有民主，有些制度甚至更減退。我們深知中國若要變，不能只靠香港，主要動力還是來自中國本身，我們不相信中國的當權者，我們是相信中國的人民」。

 

「我們的目標中國民主化，只是一路以來還未成功，但會繼續朝向這個未完成的目標前進，雖然爭取民主跟平反六四沒有必然關係，但六四若能平反，對中國民主是很好的一面」。

 

 

始終沒有發生的中國民主化

 

中國在上年紀末經歷西方列強入侵、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國共內戰造成日後兩岸分治。不少身處中國、或在紛亂政局中飄泊到台灣、香港、美加的華人，縱使反對共產政權，但終其一生仍抱持著一顆愛國之心，希望假以時日國家發展強盛民族壯大，便是中國大陸民主化之時。不過這些盼望卻不如他們所願，中國經濟火車頭正全速前進，民生環境雖然大幅改善，但人權自由卻繼續被中共牢牢緊握。

 

蔡耀昌亦坦言，當年社會期望中國民主化或許是過於樂觀，「中國社會現在是有轉變，但是會否有質變？那過去真的可能是過於樂觀，不過雖然不樂觀，也不致是悲觀更甚是絕望」。年月逝去人老的老，死的死，在1989年後出生的海外華人，對中國民主化早已帶著「沒有希望，沒有失望」心態，甚至對中國「國情」習以為常。

 

但對蔡耀昌來說卻不是這樣想法，「可能我已經經歷了那麼長時間，如果是用短的時間去看 一定會感到灰心，會覺得不行。回想30年前的我是一個大學生，以學生專上聯會的身份聲援中國民運，六四事件的發生一方面令我們很憤怒，一方面覺得很沮喪，初期覺得這個政權應該快不行，但30年後，政權沒有崩亡反而更為強盛，那倒是沒有想過，不過，其實往後再想倒不是什麼出奇事」。

 

本土思潮興起狙擊支聯會

 

2014年香港爆發佔領行動後，北京當局開始加大對港管治，與當初制訂《基本法》所保證除了國防及外交外，中央政府不會插手香港事務的一文一字有明顯落差。蔡耀昌表示「香港這數年好像愈來愈變質，但畢竟我們仍然擁有比中國優勝的法治制度。若說香港民主沒有前進，那不可說沒有，我們現在有立法會選舉，雖然現在就算真的是變差了，但我們也不能否定過往所發生的事，爭取民主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隨著佔領行動失敗，年青人開始受本土思潮影響，「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甚至「香港獨立」深深影響年輕一代，這股思潮更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最為攀上高峰。最後觸發史無前例，港府借故解除兩名本土派候任議員的資格，翌年更解除多4位非建制派議員的資格。

 

而支聯會作為一直關心中國民運，爭取中國民主的香港代表性組織，亦首當其衝成為本土派狙擊對象。從網上大肆批判，以至在六四晚會中試圖進入會場高舉「港獨」旗幟擾亂，以及多間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不參加六四活動。3年過去，隨著多名非建制派議員被撤銷資格、「港獨」組織被取締，領袖入獄或逃到外國尋求政治庇護，失去了領頭羊的香港本土思潮似有沉寂之勢。但經過社會撕裂，年輕人又會否重新支持支聯會？

 

蔡耀昌直言要下定論是言之尚早，「有沒有感受到青年人參與六四活動變多了？感覺上是有改善，例如我們在中學大專關於六四的短片比賽，反應不俗有40多隊參加」。不過蔡認為本土派雖令支聯會遇上挑戰，但支聯會能否能繼續走下去的主因，最重要是年輕一代會否繼續關注下去。​

 

 

蔡耀昌直言，要吸引青年人一直以來也是困難，並非從本土思潮爆發才開始出現。

 

「支聯會的角色是以一件歷史悲劇作為背景，目的讓更多人認知這件事。但是現在社會訊息萬變，要年輕人對事件提起興趣是十分困難。新生代不會無故對六四有興趣，當然本土思潮是令問題複離化。但我們一直都說，我們從不是一定要以『中國人』身份來聲援，那『外國人』可不可以？其實不必這樣，你是否『中國人』根本不是支聯會的重點。我們所做的是希望跟大家說這事件是值得被人關心，不要被扭曲歷史、或是爭取中國民主，更甚對中國內部一些議題提出異議，其實各種立場也是開放的」。

 

23條成隱憂 只能做好自己

 

但在不斷收緊自由的香港上舉辦民主運動，少一點阿Q精神也不行。蔡耀昌表示，港府對支聯會取態一直在模糊界線中，時有容忍時有打壓。「他們（港府）一直以來想動手，但還有很多的顧忌，因為香港社會對六四仍是主流意識，令他們不能為所欲為，我們能做到的，便是盡量做，盡量維持，令香港制度不會加速腐蝕」。

 

不過計劃永遠改不上進度，2003年港府試圖對包括顛覆國家罪行的《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

 

蔡耀昌便直言，若當年立法會通過23條立法，基本上支聯會便要「收攤」，亦不會出現後來的紀念六四周年20年，更惶論現在快將30周年的活動。「回想2003年時，很多民主派人士也已經做好失敗，港府必定成功立法的打算，並計劃進行一些公民抗命」，但他認為這種想法是很奇怪，「為何不是爭取不讓他們立法？如果大家團結，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不過近年某些親中人士媒體經常放話需盡快立法。若港府真的重啟立法，對支聯會來說則再度面臨生存危機。蔡耀昌認為23條將很快立法，「對，這絕對是一場硬仗，將來也不知道會如何。不過世事無常沒有如果，擔心沒有用只能做好自己，我們是做社會運動，不是做學術討論，做事不必要作什麼辯論，因為很沒有意思」。

 

 

理解台灣新生代六四冷感

 

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成為全球唯一每年大型悼念六四的地方，而中華民國經過了紛紛亂亂的民主轉型，政黨輪替終成高度民主自由的國家，但六四包含「中國因素」，逐漸被台灣人所忽略。蔡耀昌表示，「台灣發展成現在模樣，是一種很正常的發展結果，但台灣的每位朋友，其實不論是什麼身份認同，也值得去想一想六四，畢竟這是一件大事且尚未平反完結。

 

「就如台灣228事件，黨外運動鎮壓，美麗島事件等，就算不是『中國人』身份去想，這件事發生的地點畢竟離台灣很近，是否可以從公義的角度上關注」？

 

不過蔡耀昌亦強調，雖然很希望台灣年輕人關注，不過也理解他們為何不太關注。「台灣現在也面對著中國政府的影響及威嚇，而審視1989年那時，台灣打從第一日對六四的關注度便遠不及香港，隨著時代發展有這個結果是很正常的」。

 

台灣接棒成紀念六四之地？

 

香港的獨特與自由地位近年搖搖欲墜，《逃犯條例》立法更令港人人心惶惶，支聯會數年後能否繼續舉辦悼念活動或是未知之數。台灣作為「亞洲民主的燈塔」，未來又會否接棒香港，成為紀念六四唯一華人地方？

 

蔡耀昌坦言不知道未來情況亦很難說，「但台灣確實是自由民主的地方，最後取決於還有沒有人繼續做下去，以我所知台灣雖有舉辦，亦曾跟舉辦人聯絡，但他們不是恆常團體」。蔡耀昌指出近年支聯會聯繫較多的則是華人民主書院，「因為很多民運人士現在沒法來港，當舉辦一些64研討會時，很多活動則落在台北舉辦，這些研討會找海外民運人士、美國歐洲等學者」。

 

2019年華人民主學院成功申請在中正紀念堂外擺放「坦克人」充氣裝置展覽，並在台北舉行「六四國際研討會」，均是首次在台灣舉辦。

 

 

 

「在台灣不會有任何人干預，只是台灣人會不會持續去做，有人曾說在台灣不能辦得像香港如此大的規模。不過細想，其實根本不必要參考香港模式才去舉辦，台灣比香港更為自由、民主，所能夠發出的聲音其實可以更大」。

 

沒人理會也繼續辦下去

 

六四悼念又踏入第3個年頭，檢視六四10周年與20周年晚會的參加者人數分別有15萬及20萬，也較比其他年份為多。

 

問到估計有多少人參與30周年的燭光晚會時，蔡耀昌笑言其實不能預計，「我們仍然相信香港人是會走出來參與，當然是人數是相當重要，因為更多參與者會帶來社會更大的迴響，讓大家知道仍然有關注，而港府亦不敢做什麼。不過若然沒有人理會，我們也會堅持舉辦下去，因為這已經不是我們支聯會的事了，到最後一刻剩下一人也會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