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共事件的記憶被壓抑時，社會就無法追究相關責任、反省檢討，並讓為惡的罪犯付出代價。對今日一些年輕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

 

《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書的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任職《BBC》派駐北京時，刻意將天安門最知名的相片「坦克人」帶到大學校園的課堂上，然而即使是中國頂尖大學的學生，絕大多數人對照片的背景歷史一無所知。

 

100名學生中只有15個知道，其中還有2名是單純「猜對」。

 

認出照片的學生也無法以坦然的態度，光明正大地與林慕蓮討論天安門事件。他們驚呼、避而不談，也有人出言捍衛當時中國政府的作法，稱「每個國家都會有醜聞」。

 

 

「無知」的少年們

 

《重返》中22歲的學生Feel劉對天安門事件不甚了解，到香港的六四紀念館參觀後，覺得「中國政府很多東西都已經隱瞞，隱瞞，欺騙性比較強」。他也感受到香港那股相對中國其他地區更加開放的氣息。不過，即使多了解了六四，Feel劉表示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太可能反對政府」，他基本上只是個隨波逐流的人，對政治不具有太大興趣。

 

林慕蓮寫道：「這些學生最關心的就是功成名就，對他們來說，金錢就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從另一個學生Moon的角度來看，「（中國）領導人肯定是一屆比一屆好。體制、教育會慢慢完善的。」

 

從學生的「無知」現況，林慕蓮認為恰好可以看出中國官方拚命想抹煞這段「北京之春」的歷史。她發現除了教科書論述了與真實歷史不符的說法，就連博物館等公共機構也不曾提起六四事件。

 

唯一公開提及鎮壓的警察博物館，卻是在紀念殉職警的忠烈祠裡，以「六月四日執行任務時被歹徒殺害」、「在執行平定『政治風暴』的任務時被歹徒殺害」等輕描淡寫的字眼帶過這場驚動國際社會的大屠殺。

 

 

中國政府精心策畫的「集體失憶工程」在年輕世代上頗具成效，而每年當六四紀念日接近，言論審查也愈加嚴格，不過這對具有迅速傳播特性的網路來說，似乎有點「失靈」，可說是防不勝防、查不勝查。

 

反抗的人們

 

像Feel劉這樣的學生是主流。他認為「就算真的政府是錯的，那也已經過去了，大家會理解的。」他相信中國共產黨掩埋這一切的史實必然具有充分理由，而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證明了這些手段是必須的。

 

不過參與六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張銘可不這麼覺得。

 

「如果我沒有把鄧小平推到我們對立面，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八九年的張銘曾以為自己是最不可能參加學生運動的人，但他最後成了帶頭的學生領袖之一，協助組織大型學生遊行和罷課行動。

 

1989年5月15日，在學生發起絕食抗議的兩天後，學生代表團有機會與政府高層官員談判。張銘認為要求撤回四二六社論在政治上並不可行，主張政府應該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卻被會議室門外一位學生阻攔，認為他的想法並沒有與絕食學生站在同一立場。

 

「所以他就不讓我進去。那我也沒辦法，我們學生之間總不能打架。」可是張銘仍然會想，是不是他曾有過那麼一次機會，可以阻止六四事件的發生，改變歷史？

 

 

像坦克人、像張銘這樣起身反抗中國政府的，不只是民眾和學生，還包括軍人，像是當時的陸軍少將徐勤先。

 

時隔30年，現在的徐勤先因為接受過兩次極短的訪談，遭到北京政府嚴密監視，行動多有侷限。當年起身反抗的人為了自由拋下一切，現在卻被迫放棄自由。或許看來格外諷刺，但他們不斷思考的不是後悔參與這場運動，而是有沒有那麼一點可能，可以透過他們喚起中國人民對六四那天的共鳴、那片遺落在天安門廣場前被深埋的集體回憶？

 

無法遺忘的人們

 

「天安門母親」張先玲跟丁子霖從沒忘過。她們的兒子都被解放軍殺害。每年，即使她們只是想要悼念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中國政府都會採取各種手段加以阻饒。

 

鮑彤是趙紫陽的前秘書，也是八九年事件坐牢者中最高級別官員。他仍然記得六四的殘暴，他的兒子鮑樸亦然。

 

鮑樸在香港經營新世紀出版社，形容他的使命是要填補中國歷史的「空白」。他出版了數十本無法在中國出版的書，無不挑戰北京政府的敏感神經。不過鮑樸說他與父親鮑彤的最大差別在於「希望」──鮑彤相信每個中國人都有能力改變中國，鮑樸則是對體制內改革不抱任何期待。

 

 

《重返》作者林慕蓮最後一次見到鮑彤時，他了無生氣，臉上滿是倦容，就像洩了氣的娃娃似的。「就是很失望。就是現在我看到的東西，所有的事情都讓我很失望。」

 

不過這一切都只是暫時的。在最後一次見面裡，原本疲倦的鮑彤一談起中國打貪行動，愈談愈激動，眼睛閃爍著光芒，重燃了鬥志。鮑彤深知中國政府想用經濟快速成長的假象來轉移人民的注意力，留住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掩蓋內部腐敗。「你看到過死人吧？死人美容以後，非常漂亮，比活的漂亮。」

 

鮑彤不會忘記六四事件，他希望可以看到六四被平反的一天，他還在等待。

 

當年參與鎮壓的士兵陳光在事件過後考上了藝術學校，終於有機會一圓他的夢想。就學的三年間，他鮮少提起自己過往的軍隊經驗。「不是害怕，我就是不想說。不想提這些事情，也不想想這種事情。」

 

否認了15年的他最終用畫筆留下自己腦海中殘存的記憶，那是他告解的方式。縱使身邊的戰友不能理解，甚至懷疑他的企圖，陳光依然咬著牙走在自己堅信的道路上，他知道這要付出代價。

 

 

不被知道的聲援者們

 

中國政府向來對封鎖消息相當拿手，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中記述了幾乎不曾被報導過的成都鎮壓。

 

當時成都的居民在「小天安門」天府廣場前聲援北京抗議的民眾，警方最後動用催淚瓦斯驅趕，還用警棍毆打示威者，抗議者也不甘示弱地扔擲石塊回擊。

 

但更駭人聽聞的是中國政府在外國房客的眾目睽睽之下，在成都的錦江賓館進行大規模鎮壓，不僅將民眾臉部朝下按壓在地上以鐵棒毆打，還將他們的雙手綑綁於身後，像沙包似地一個個「扔」進卡車，至今死傷人數不明。

 

 

六四從來不僅是單一獨立事件，它與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環環相扣。學生的抗議行動被政府形容是暴亂，政府最終選擇以槍彈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以血染的鮮紅為這段「空白」歷史上色。時隔三十載，中國仍極力抹滅眾人的記憶，禁止任何討論的聲音。

 

然而，林慕蓮認為如果政府從不審視過去，便會喪失認錯的機會。人民若不了解這段歷史，便找不到該為事件負責的人。現在全中國的思維鼓吹向前看齊，無須「執著」過去的回憶，這樣的心態是相當危險而罕有人察覺。

 

林慕蓮最後在書中寫道：

 

「當這些謊言在學校裡一代接著一代地傳下去，不斷懲罰說真話的人，道德真空就會不斷擴散，記憶的債越囤越高，最後得犧牲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性──才能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