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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瑞爾

● ​歐盟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讓歐洲的跨大西洋關係可望重回正軌，但是這卻不可能一蹴可幾。唯有跨大西洋關係能帶來實質利益，美國才會重視它，特別是美國目前面臨國內外眾多挑戰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跨大西洋關係有實質益處，歐洲國家必須變得更加強大，並且在國際事務上肩負更多責任。

關於「歐洲戰略自主」的討論十分熱絡。這在實務上代表著什麼？事實上，戰略自主不是代表徹底獨立或者與世隔絕；相反地，它指的是以自身利益和價值觀為出發點，並做出與之相符的行動。歐盟必須以戰略自主為目標，同時強化與盟友的關係，信守對多邊主義以及公開透明原則的承諾。

當今對立的國際情勢中，隨著地緣政治競爭和強國鬥爭日益加劇，歐盟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直搗黃龍地說：「我們歐洲人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走向。」意即，我們必須自立自強。

長期以來，有關戰略自主的討論主要聚焦在國安國防。有些人認為這些討論意圖在北大西洋聯盟內部建立國防合作的替代方案；有些人則認為此舉暗示著美國想減少與歐洲的聯繫，甚至醞釀著更大規模的脫鉤行動。

無可否認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維持歐洲國安的要角。歐洲國家任何鞏固國防力量的行動，都必須以聯盟的利益為優先考量。美國歷任領導人所言甚是，歐洲必須加強對區域國防的資源投入，以反駁美國是唯一跨大西洋安全維護者之說。雖然拜登上任將帶來一些改變，尤其是在行事風格上減少衝突，但是在國防支出問題上，拜登對歐洲不會讓步。美國的在地緣政治議題上的核心利益考量，絕不會改變。

萬幸的是，歐盟正透過多個管道強化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在永久合作架構（PESCO）的政策推動下，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互助合作，試圖縮小國家間軍備能力的差異。我們致力於在2024年兌現國防支出佔GDP兩個百分點的承諾。同樣重要的是，新的歐盟防禦基金（European Defense Fund）代表歐洲的國防產業正在往更高一個層次前進。

然而現今歐洲國安挑戰的規模，遠遠超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傳統職責。面對薩赫勒、利比亞、地中海東岸國家衝突四起，歐洲國家應接不暇。歐盟的要務，是找到不同國家的共同定位，以朝向區域穩定的共同利益行動。

歐洲想要成功的要素在於：建立一套監測分析危險的框架，好讓歐盟在面對外在威脅時，縮短察覺危險到實際行動的時間差。此外，我們正在規劃一套「戰略羅盤」來達成一樣的效果。

除了國安國防，戰略自主的討論必須涉及更廣泛的議題。COVID-19疫情危機顯示，公共衛生與經濟活動之間互相牽動，重要程度不輸國防。

戰略自主是一套國際問題的思考架構，歐洲可以透過此架構去了解這些重要問題，並且找出它們之間的關聯。若單獨挑出來看，口罩與藥品個別都不是戰略物資。但是如果該產品在某些國家集中生產，便改變了戰略上的算計。同理可得，稀有金屬、社群媒體、數位平台、甚至是5G等等新科技若由某些國家獨占，便是一種戰略問題。

為了幫助成員國解決問題，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一系列新的提案。比方說，上個月生效的一項政策，確立一套審核外國在歐盟投資的機制。但是，為了達到戰略自主，歐盟也必須善加利用歐洲單一市場的優勢。歐洲內部市場的規模和多元化程度，都是保護歐盟利益的重要工具，讓歐洲國家面對基礎建設、境外投資、國家津貼（使特定國外投資人獲益之津貼）、雙重用途貨品出口（軍事和商用）時更有保障。

舉例而言，歐盟與中國之間失衡的經濟關係，揭露了許多面向的不穩定，這使我們越來越警覺。因此，我們將雙邊互惠作為投資協議談判的核心目標。中國本身的經濟水平躍升，不與歐洲的利益衝突，但是中國在國際間的蠶食鯨吞若影響到歐洲的利益與價值，我們是絕不允許的。正因如此，我們對中國採取二元策略，一方面將其視為重要合作夥伴，另一方面則是競爭對手，而且是全方面的強勁對手。

概括而論，歐盟的首要目標是強化國際間影響力，並且成為所有國家，包含超級大國的長期策略夥伴。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歐洲必須將戰略自主置於核心。安於現狀，絕不可行。

（翻譯： 吳江美，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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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European Strategic Complacency Is Not an Op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