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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泰

●中歐大學教務長

●全球學術自由觀察主任

一場學術自由危機正在籠罩歐洲。通常，當西方學術自由受到威脅時，人們會認為這只是一個邊緣性問題，局限於匈牙利等越來越專制的國家。但認真審視就會發現，這個問題的普遍程度要比歐洲人和美國人所願意承認的嚴重得多。

誠然，歐爾班總理的匈牙利情況糟糕，這個歐盟國家已經刪除了憲法中對學術自由的保護，性別研究不被承認為學術問題，布達佩斯戲劇和電影藝術大學也被任命了一位前上校軍官當校長。但法國也是如此，高等教育、研究和創新部長比達爾（Frédérique Vidal）指控法國大學宣揚「伊斯蘭左傾」（Islamo-gauchisme），並對整個後殖民地研究學界發起調查。

威脅也不僅局限於歐盟。英國和美國向來是學術自由的黃金標準，但立法者似乎想步入匈牙利反自由體制的行列。在美國，共和黨控制的州立法機關正在起草法案阻止公立學校教授「批判種族理論」等學科。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最近發佈了白皮書《高等教育：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Higher education: free speech and academic freedom），看上去在要求對英國大學採取激烈的學術自由限制。政府以名副其實的奧威爾主義，準備在學生司設置「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主任」。首相強森或許並不想走到任命前軍官擔任此職的地步，但他的人選顯然具有強烈的黨派性。

學術自由危機部分是政治性，部分是監管性，其特徵是對研究和教育設置法定限制。本質上，這些都屬於對知識應為公共產品的概念的攻擊（只不過偽裝比土耳其和俄羅斯等國家好一點）。但這場危機還有一個智識維度，它源自對於學術自由如何適應當下這一問題缺乏共同理解。

學術自由是一項全球挑戰，但歐洲的問題有特殊性。在歐洲，高等教育已經因為始於1999年的歐洲高等教育區（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EHEA）而發生了改變。EHEA是作為有著共同模式和標準、密集交流和聯合監管與制度的高等教育空間而成立，它超越國家司法管轄範圍和學術傳統。

但是，儘管有這些令人注目的變化，發展契合現狀的學術自由的共同概念的工作並沒有跟上。相反，學術自由被完全忽視了，哪怕對於其含義也鮮有共識。不管你著眼於高等教育政策還是大學本身，都根本不存在對於這一概念的共同定義，也沒有關於現在為何需要它的共識。

學術自由的敵人得益於這一真空狀態，並利用它來獲取政治利益。歐盟委員會在2017年起訴匈牙利侵害學術自由，理由是中歐大學（CEU）被驅逐出匈牙利。但匈牙利政府說歐盟沒有司法管轄權，因為不存在學術自由的歐洲定義——不管在法律上還是其他角度——可以作為起訴依據。最終，一個應該成為明確的里程碑的學術自由案例，部分地演變為一場關於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下提供商行業服務的糾紛。

而比達爾攻擊大學的理由不僅僅是政治和法律——即有必要限制某些學科以保護法治和防止恐怖主義——也包括她自己有傾向性的學術自由定義。法國政府採取了極右翼所熟知的策略，試圖將其對後殖民地研究的攻擊奧裝成研究專案，好像只是在行使自己的學術自由。通過如此界定問題，法國政府可以裝作它並沒有出於政治原因打壓後殖民地研究，而是在做其自身的關於「伊斯蘭左傾」的研究。

英國也有這一策略的最新先例。2017年，保守派議員哈里斯（Chris Heaton-Harris）要求所有英國主要大學遞交關於英國脫歐課程大綱和授課教師名單。為了回應必然出現的批評，他的藉口是他「正在做研究」寫書。

大學不應該是政治機構。但保護它們免受攻擊需要政治行動，因為學術自由是一個政治問題。自由開放地追求作為公共商品的知識，對於民主的合理運行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學術自由危機需要智識抵抗，首先便是要形成歐洲學術自由的現代共同認識。在這方面，學界與歐洲議會結盟是大有裨益的，歐洲議會在CEU與歐爾班政權的鬥爭中予以強大的支持，也非常支持更一般的研究和教育自由。

當然，問題在於泛歐洲學術自由概念會是什麼樣子。我們能從歐洲的理性主義「色盲」（colorblind）認識論中汲取靈感嗎？還是需要新的，更加綜合性的角度？姍姍來遲的對於這些問題的探索已經開始。我深切希望這些努力不會來得太晚。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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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West’s Crisis of Academic Freedo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