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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雪娃

•  蘇聯前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孫女

•  199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

•  目前擔任美國新學院大學（New School）國際事務教授兼副學務長

•  研究領域為全球媒體與文化、俄羅斯研究、美國政治

美國總統拜登準備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此事的意義可能並不怎麼大。雙邊關係處於冷戰後的低谷，美國關心中國甚於俄羅斯，因此很難想像兩國關係會進一步惡化。然而，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普洛希（Serhii Plokhy）的新書《核愚蠢：古巴導彈危機的新歷史》（Nuclear Folly: A New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提醒我們，錯誤的舉動很容易把老對手帶到災難的懸崖邊上。

事實上，傳達這一資訊正是普洛希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正如他在引論中解釋的那樣，我們生活在「第二核時代」，其特點與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核邊緣政策」相同。 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對待這一威脅的認真程度遠不如1962年。普洛希指出，「今天，世界領導人準備對核武器和核戰爭採取」比美國總統甘迺迪和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更加漫不經心的態度」。

為了使我們擺脫冷漠，普洛希不僅重述了古巴導彈危機的故事；而是重寫了它。根據當時的主流歷史敘述，一位傑出美國總統的如履薄冰，讓世界避免了核戰爭，他在最緊密的顧問的幫助下，「設法做出正確的假設，並得出了關於蘇聯意圖和能力的正確結論」。但是，正如普洛希所解釋的，現實與此大相徑庭。

無可否認，作為赫魯雪夫的後裔，我在爭議一個實際上神話甘迺迪的敘事中存在個人利害關係。事實上，我自己已經重新考察了古巴導彈危機以及其他赫魯雪夫-甘迺迪對峙一兩次，因此所以我歡迎一切重新界定它的嘗試。尤其是重新界定的嘗試來自像普洛希這樣的人。他的上一本書， 《車諾比：悲劇的歷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是有史以來關於這一話題的最好的書書籍之一，堪與諾貝爾獎得主 斯韋特蘭娜·亞曆克謝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2005年傑作《來自車諾比的聲音》（Voices from Chernobyl）相媲美 。

不幸的是，普洛希的敘事並非無懈可擊。首先，他誇大了自己的觀點的新穎性，即作為蘇聯從古巴撤出導彈的交換，甘迺迪同意從土耳其撤出美國擁有核武器的木星導彈（Jupiter missiles）。當然，這是事實，早在1962年，為了保護甘迺迪的聲譽（赫魯雪夫不是小人物）沒有透露。但幾十年來，這些資訊一直被廣泛使用。

更成問題的是，普洛希用來支持其敘事的「新解密的KGB檔案」並不像他可能認為的那樣可信。畢竟，這些檔案來自烏克蘭。哪種「特殊」克里姆林宮檔案會保存在一個加盟蘇聯的共和國，而不是莫斯科？

同樣，普洛希提供關於赫魯雪夫的「相互矛盾的命令」的「目擊者敘述」頗可懷疑。畢竟，目擊證人是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喬治烏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一位堅定的史達林主義者，他認定赫魯雪夫在1962年10月將他帶到莫斯科是為了殺死他，並利用他的死操縱中國人支持蘇聯扶持卡斯楚的古巴政權。

這足以說服其他許多歷史學家不將喬治烏德治的說法——包括赫魯雪夫「大發雷霆」，稱甘迺迪為「百萬富翁娼妓」，威脅要核平白宮，每次有人說出美國或美國人時都會大聲咒駡等——收作史料。這些人種包括富爾森科（Aleksandr Fursenko）和納夫塔利（Timothy Naftali），他們1998年出版的書《一個賭博的地獄：赫魯雪夫、卡斯楚和甘迺迪，1958-1964年》（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種包含了許多其他第一手資料，全部基於KGB檔案。貝施洛斯（Michael Beschloss）的《危機年代：甘迺迪和赫魯雪夫，1960-1963年》（The Crisis Years: Kennedy and Khrushchev, 1960-1963）和多布斯（Michael Dobbs）《一分鐘到午夜：核戰爭的邊緣的甘迺迪、赫魯雪夫和卡斯楚》（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也沒有採納喬治烏德治的說辭。

相比之下，普洛希似乎低估了甘迺迪1961年豬灣入侵的災難性的魯莽行為。他認為，在赫魯雪夫在古巴部署導彈之前，古巴並不是甘迺迪的重點對象，儘管這個島國距離佛羅里達州基韋斯特（Key West）只有90英里。事實是，赫魯雪夫之所以如此關注古巴，正是因為美國急於推翻卡斯楚政府。因此，儘管普洛希聲稱自己在挑戰美國的歷史偏見，但他似乎並沒有給予雙方平等的對待。

然而，普洛希的敘述雖不完美，但研究出色，細節豐富。他巧妙地描述了眾多角色，從而清晰地描述了他所敘述的複雜場景。所有這一切讓讀者真實地感受到1962年10月困擾世界的緊張氣氛和生存恐懼。

最終，普洛希指出，「在相互不信任、猜測和虛假資訊下行動」的古巴導彈危機發生的主要因素是美國和蘇聯「完全誤讀了對方」。向現代讀者傳達的資訊是明確的：儘管普京和拜登都 聲稱 要尋求一種「穩定和可預測的」雙邊關係，但世界其他國家應該警惕他們建立雙邊關係的能力。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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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An Updat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