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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

 

惠特菲爾（Travis Whitfill）

• 耶魯大學衛生政策研究員

儘管美國總統拜登承諾以「科學和真理」進行領導，但他的政府推動科學發展的努力未能實現。拜登最近才任命了新任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局長，但他還沒有填補許多其他關鍵的科學政策職位，包括白宮科學顧問辦公室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院長。

儘管如此，拜登還是彌補了一些失地，他提議建立一個仿照國防高級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的新衛生機構。3月早些時候，國會撥款10億美元建立健康高級研究計劃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for Health, ARPA-H）。ARPA-H將利用新興科學來創造新的生物技術和藥物，就像DARPA在國防、通訊和其他領域應用基礎研究一樣。

改進臨床醫學需要大膽的思考、更大的風險承受能力，以及對目標導向研究的持續承諾。然而，美國缺乏一個致力於健康創新的機構。取而代之的是，這項任務落到了DARPA的肩上，它在提供新的藥物和疫苗方面取得了成功。

DARPA自2013年以來一直致力於應對大型流行病，並於2017年成立了大流行病預防平台，在新冠肺炎出現的幾年之前，該平台就專注於開發基於RNA和DNA的疫苗和抗體技術。

相同的創新模式可以為更多的生物技術突破鋪平道路。不幸的是，與DARPA一樣，ARPA-H獲得的預算只是其真正需要的一小部分——不到拜登要求的六分之一。此外，ARPA-H的運作結構仍然不確定，因為立法者、白宮顧問和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在定位它應該是獨立機構、還是NIH的子公司方面存在分歧。

鑑於ARPA-H的既定使命，它絕對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有權資助激進的、突破性的科學。突破技術界限和塑造新市場是DARPA模式的標誌，該模式透過承擔巨大風險來加速創新。DARPA高度依賴獨立的項目經理，這些經理們追求雄心勃勃、明確定義的目標，並與承包商密切合作，以確保項目的成功和商業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DARPA模型與NIH的模型形成鮮明對比。儘管NIH在資助基礎研究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它缺乏使 DARPA如此成功的創新項目官員所具備的勇氣、風險承受能力和工作人員。它採用更保守的方法，因為它受到獨立審查過程的影響，從而降低了對風險和失敗的容忍度。DARPA根據特定需求評估每個項目，而NIH必須對所有提案進行全面檢驗。

對生物技術創新的風險投資有其專屬類別，這就是為什麼拜登和前NIH主任柯林斯（Francis Collins）都主張ARPA-H應該要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該機構的重點是填補當前生物技術創新渠道中，從基礎研究到臨床試驗各個階段的空白。為了成功加速創新和降低藥物成本，ARPA-H將需要比DARPA的生物技術辦公室更高的預算，並且需要採用既定的健康創新方法。

為此，ARPA-H應該像DARPA那樣納入一個「擴展管道」創新模型，支持從研究到商業化的整個創新過程，它應該採取以使命為導向的方法來填補生物醫學創新的空白，它應該專注於資助激進創新，它應該確保對藥品價格的控制。在大型製藥公司將更多資金投入股票回購（以提高股價、股票期權和高管薪酬） 而不是在研發的時候，這些條件對於確保創新服務於公共利益是必要的。

ARPA-H的建立將創造許多新的機會。該機構可以加強對公共衛生的重視，擴大技術獲取渠道，降低價格，加強知識轉移，並使國際採購合理化。透過明顯受DARPA啟發的設計，ARPA-H可以確保稅金資助的藥物創新實際上有利於納稅人，而不僅僅是造福大型製藥公司的股東。

在與私營部門的合作中，NIH一直未能創造條件以確保更廣泛的公眾受益，ARPA-H則必須遵循不同的模型。為什麼要資助無法造福社會大眾的創新？美國需要以目的為導向的機構來解決其日益嚴重的問題，鴉片類藥物危機凸顯了公共衛生問題與社會不平等密切相關，而 COVID-19 大流行則強調了需要更多政府資助的藥品和疫苗採購。

政府項目的設計應該服務於公眾的需求，而不僅僅是私營部門的利潤。ARPA-H是展現這種方法的智慧的機會。

（責任編輯：賴昀）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Contradictions of Compass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