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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瑞潘寧（Vasyl Cherepanyn）
●基輔視覺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
●基輔雙年展主辦人

幾年前我在一所德語國家大學舉辦的記憶政治小組會談上，稱俄羅斯總統普丁是「世上最有權勢的法西斯政治家」，事後主辦單位靦腆地告訴我，活動辦得成功，但我把克里姆林宮領導人貼上的標籤「太超過」──即便當時俄國已佔領克里米亞，並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發動戰爭。讓我訝異的並非主辦單位的話，而是他們表達的方式。他們似乎打從心底覺得尷尬，彷彿我說了什麼髒話。

今年2月24日，俄國第一批炸彈落入烏克蘭時，我看似粗俗的說法得到了平反，只可惜西方金融界和政治精英已經很能接受普丁的法西斯主義，以致遲遲不願公開譴責：直到「為時已晚」，才說「太超過」。昭然若揭、無可辯駁的證據累積再累積，許多人卻仍不願實話實說。

普丁不僅否認烏克蘭人的生存權，還操控著宣傳機器，發布宣言提倡消滅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目標；此外，他還有個對他言聽計從的國家，隨時準備執行他的種族滅絕幻想並消滅烏克蘭人，只因他認為他們不該存在。

西方聽到普丁被叫成俄國法西斯主義者會感到侷促不安，可能有其心理歷史背景。歐洲政治團結在納粹大屠殺遺緒的共同責任之上，用法西斯主義這個詞，會侵犯到二戰後歐洲集體記憶為罪大惡極所保留的、碰都碰不得的位置。

納粹主義對歐洲帶來的苦痛不僅難以想像，也難用純粹理性的詞句來解釋。大眾心中的納粹主義是形而上的邪惡而非政治課題。人們沒記取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教訓：打造大屠殺機器也可能是普通的日常工作；所以歐洲的「絕不再犯」才會行不通，徒留「再犯」到現在。

克里姆林宮選擇用「去納粹化」及「去軍事化」來合理化烏克蘭戰爭，絕非偶然。藉由自我標榜為戰勝納粹德國的主要勝利國，忽視其他前蘇聯國家（主要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扮演的關鍵角色，俄國試著抵銷其在冷戰中的挫敗。克里姆林宮最大的意識形態歪曲，就是為合法化自身的法西斯獨裁，把意指納粹主義失敗的詞彙重新拿出來使用。

普丁領導的俄國向來是西方政治光譜各勢力的夥伴和參考依據，從法國勒龐的國民聯盟、德國的另類選擇黨、再到匈牙利總理奧班，對右派民粹主義者及威權政府而言，普丁政權是再自然不過的意識形態盟友與方便的金庫。這類領導人檯面上大肆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固守反移民立場的同時，機會主義地同意接收烏國難民，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反對實施經濟制裁或抵制俄國能源。

於此同時，骨子裡就是反法西斯的西方左派卻淪為自戀和教條式拜物主義的犧牲品。受到俄羅斯無端發動戰爭的挑戰，許多左派人士接受川普「雙方都有罪」的論點，指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國引發衝突。「西方式說教」（Westsplaining）的經典例子是，他們如此在意那幾個常被憎恨的代表性角色，絲毫容不下有更邪惡帝國主義惡棍的可能性。

但幫助俄國法西斯政權擴張的並非西方極右派或極左派，而是挹注大筆資產至俄國黑金體制內，並同流合污的自由民主國家政治中間派和金融精英。普丁將俄國政治變成「特殊行動」，授權政治暗殺、國家審查、選舉操弄、系統性打壓和軍事入侵外國時，大談維護「價值」的西方自由主義當權者，任由他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俄烏戰爭說明了，被普丁怪罪為創建現代烏克蘭始作俑者的列寧，遺體何以仍躺在莫斯科紅場的陵墓中。革命一直是普丁政權最害怕的噩夢，十月革命未入土為安的領袖，見證著推翻俄羅斯帝國的未竟任務。若當前戰爭最終能讓俄國擺脫數百年的帝國主義傳統，列寧或許終能在逝世近一世紀後，得到永遠的安息。

（翻譯：鄭可妮，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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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Why Does the West Refuse to Call Putin's Russia Fascis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