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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阿米（Shlomo Ben-Ami）
● 台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
● 以色列前外長
● 著有《戰痕、傷口與和平》

在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的 55 年裡，發生了兩次起義，四次加薩戰爭，以及屢戰屢敗的大致遵守以色列 1967 年前邊界的兩國方案談判。情況可能真的像看起來那樣無望。

雙方的不妥協使我們走到了這一步，自六日戰爭以來，幾乎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曾嘗試過，但沒有一位能夠克服。巴勒斯坦人不時採取國際外交，也常有頑固抵抗，他們讓以色列政府巴拉克和歐麥特領導的兩項很有希望的和平倡議為之落空。

鑒於今天以色列的情緒，他們可能不會再有機會了。隨著和平進程的每一次失敗，和平的承諾在以色列失去了動員力。與此同時，以色列逐漸加強對被占領土的控制，幾乎沒有國際阻力。即使是阿拉伯國家——其中六個已經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對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也變得漠不關心。

所有這一切都將以色列選民徹底推向了右翼，使以色列的和平陣營士氣低落，軟弱無力。前總理納坦雅胡領導的宗教民族主義集團，現在代表了多數以色列人。納坦雅胡可能是極右翼，但與上個月在耶路撒冷日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區遊行的數萬激進猶太民族主義者相比，他幾乎是左翼分子。那些人揮舞著以色列國旗，重複著暴力和仇視伊斯蘭教的口號，例如「阿拉伯人去死」 ，還攻擊巴勒斯坦人。

當阿爾及利亞人在 1945 年後殘酷的反殖民戰爭中，反抗法國佔領者時，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寫道：「不是他們的暴力，而是我們的暴力，反噬其身。」事實上，法國人發現以他們的名義實施的暴力如此可惡，以至於 75% 的人在 1961 年的公投中投票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

在以色列很難看到類似的情緒。相反，民眾對軍隊打擊「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支持是壓倒性的。

誠然，以色列完全知道支援和平協定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有多少，像「黑衣女人」這樣的抗議運動仍然很強勁。 B'Tselem、Peace Now 和 Breaking the Silence 等以色列非政府組織努力警告以色列社會佔領的罪惡，以色列-巴勒斯坦聯合組織也做了同樣令人欽佩的工作。

但這些努力都沒有對和平進程產生變革性影響。這與北愛爾蘭在動亂時期的經歷形成鮮明對比，當時，檢查站、家庭搜查、辱駡性語言、勒索、毆打和任意逮捕曾經是標準做法，就像今天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一樣。

在北愛爾蘭，來自民間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壓力，最終促使安全部隊遏制惡行，改進招募流程，引入因應社區間緊張局勢的培訓。北愛爾蘭通向和平的道路主要是由動員起來的民間社會鋪就的。

但在以色列，只有最高法院站在軍事和更糟糕的行為之間。原因似乎在於衝突的性質。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是一場遠離法國本土的反殖民鬥爭。動亂時期可歸結為社區間的分裂，可以通過解除武裝和分享權力來解決。

相比之下，以巴衝突事關生存。在哪裡劃界的問題不僅是實際的；它也具有深刻的宗教和文化意義。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以色列是佔領國，侵犯了他們的自決權；但這也是他們的故鄉。對於現在占主導地位的以色列右翼來說，被占領土是猶太聖經文明的搖籃。

為同一塊土地鬥爭的雙方實際上是在要求無條件排斥甚至摧毀對方。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們為何渴望改變人口平衡——以色列是通過猶太人移民和擴大屯墾區，而巴勒斯坦人則要求所有難民都有「返回權」。 已故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創始人阿拉法特曾說，巴勒斯坦婦女的子宮是他對抗以色列的「最強武器」，因為她們使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領土上獲得人口優勢。

即使以色列確實同意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它也可能繼續面臨生存威脅。畢竟，巴勒斯坦不會像阿爾及利亞離法國那樣遠離以色列邊境。

如果一個激進的伊斯蘭組織在巴勒斯坦上臺挑戰和平協定怎麼辦？ 如果國家建設步履蹣跚或失敗，在以色列的家門口產生越來越多的不穩定性怎麼辦？ 或者，如果巴勒斯坦成為敵對外國勢力的前哨會怎樣？ 在伊朗大力協助下，哈馬斯和真主黨已經分別把加薩和黎巴嫩南部變成了對準以色列領土的飛彈發射台。

在以色列開始佔領巴勒斯坦領土55年後，設想出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 雙方有遠見的領導人播下兩國方案的種子未能紮根， 剩下的只是接受衝突無解的宿命論。 對於被佔領者和佔領者來說，未來都是黯淡的。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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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Israel's Endless Occupa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