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毅仁(Ian Buruma)
●《紐約書評》前編輯
●著有《邱吉爾情節:與眾不同的詛咒,從溫斯頓、羅斯福到川普和英國脫歐》
國際足球總會 (FIFA),簡稱足總,替卡達世界盃想出一個很瞎的口號:「足球讓世界團結起來」。在官方宣傳影片中,分別由阿根廷球星梅西和巴西球星內馬爾以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喊出這句口號。此話當真?足球真能團結世界?
當然不能。足球甚至不能讓一個國家團結起來。在巴西,國家隊所用的黃色和綠色,被連任失利的總統波索納洛 (Jair Bolsonaro)的支持者採用 (內馬爾屬於此陣營),激怒了總統當選人魯拉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的支持者 (球隊教練蒂特和染金髮的前鋒理查利森屬於此陣營)。
體育賽事可以團結世界的癡迷幻想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896年法國男爵顧拜旦 (Pierre de Coubertin) 創辦現代奧運。在他的想法中,以及後續繼任的無數體育官僚心目中,體育足以超越政治、國際緊張和其他各種不和諧。國際足總也擁抱這個幻想,一個沒有政治的世界,衝突全都僅限於運動場上。
事實上,今年世界盃選擇在卡達這個盛產石油的小酋長國家舉辦,本身就具有濃厚政治意味。該國執政者渴望取得舉辦全球盛會的聲望,而且也有錢買下來。厚厚的信封據傳被塞入擁有投票權的國際足總官員口袋裡。國際足總透過授予卡達國家資助的半島電視台轉播權,也狠狠賺了一票。
國際足總顯然不太在意卡達惡劣的人權記錄、虐待移工及懲罰同志法律,當然,過去國際體育賽事也有過更不靠譜的主辦國。畢竟,上一屆世界盃在俄羅斯舉行,當時俄羅斯已受到國際制裁。1936年奧運會更是在希特勒治理下的柏林舉行。
但蕞爾小國卡達發揮如此龐大影響力,成為首個舉辦世界盃的阿拉伯國家,這個事實顯示近年來權力的移轉。國際足總和國際奧委會一樣,總是屈服於金錢的淫威之下,早已明言無論是球員或來訪的歐洲政要均不應佩戴帶有「OneLove」字樣的臂章。該字象徵支持人們有權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愛自己想愛的人,被視為是一種政治聲明,而國際足總不允許體育和政治被混為一談。
實際上卻是可以的。伊朗、沙烏地和卡達球迷在足球場揮舞巴勒斯坦國旗,以表達對巴勒斯坦志業的聲援,這就完全沒問題。當荷蘭體育部長赫爾德 (Conny Helder) 只能戴上一個小小的「OneLove」別針時,她身旁邊的卡達官員卻大剌剌在手臂繫上顯目的巴勒斯坦臂章。
德國隊是唯一一個公開抗議無法表達支持性自由的球隊,他們在拍照時,刻意以手摀嘴。他們很快被國際足總警告不可如此,否則將面臨嚴重後果。外界對於卡達侵犯人權的批評,立刻被指為是種族主義作祟。國際足總瑞士主席英凡提諾 (Gianni Infantino) 更為此背書,提醒歐洲同胞注意,西方帝國主義已有「3000年」。另外,印有「女人」和「自由」字樣的T恤也被禁,以免激怒伊朗的神權政權,因為該政權在國內正受到這些口號的挑戰。
所謂的國際團結不過爾爾。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團結也欠奉。以伊朗為例,看看那些在看台上觀看國家隊比賽的伊朗女性,其中有多少沒戴頭巾;當德黑蘭政權努力沉浸在足球勝利的光芒中時,伊朗首都和其他城市的示威者卻在國家隊輸球給美國隊時,發出雀躍歡呼。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伊朗球員在首場對上英格蘭隊之前,拒絕唱國歌,以示支持國內示威活動。他們遭伊朗革命衛隊警告,不得重複這種反抗行為。
然後是年輕的德國隊爆冷失敗。和大多數國家隊一樣,德國隊也是一支多族裔球隊。其中球員京多安 (İlkay Gündoğan) 有土耳其血統;最佳中場球員穆西亞拉 (Jamal Musiala) 的父親是尼日人;德國頂級後衛呂迪格 (Antonio Rüdiger) 是穆斯林,母親來自獅子山共和國。
當西班牙隊輸給日本,導致德國隊未能晉級前16強淘汰賽時,德國保守派名嘴指責這是缺乏傳統的德國鬥志。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成員甚至表示,缺乏鬥志是因為球隊希望佩戴覺醒文化的「OneLove」臂章。甚至在本屆世界盃之前,這支多族裔的國家隊就飽受某些右翼圈子的攻擊,稱他們不是純正的德國隊。
諷刺地是,現代足球賽事中的國家隊,在宛如嘉年華會般的表演中激起愛國情操 (這就是為什麼國家統治者喜歡披上本國足球隊顏色的原因),但其實各隊球員本身大多在歐洲各地俱樂部球隊打球、會說多種語言,彼此在場外往往是麻吉,導致他們不適合擔任愛國沙文主義的代言人。他們是極其富有、真正國際化的精英,也正是右翼民粹主義者樂於怨恨的那種人。
所以就某種意義而言,這些球星是團結了,即使世界盃無法讓其他人團結。儘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理解為什麼國際足總選擇這個口號,畢竟若喊出的是「金錢讓世界運轉」,那也未免太過實誠了些。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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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FIFA's World Cup Foll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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