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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雷茲基（Rabah Arezki）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高級研究員
●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兼副總裁
●世界銀行中東和北非地區前首席經濟學家
●國際貨幣基金大宗商品部門前主管

多邊開發銀行 (MDB) 如今已成為政策制定者的寵兒。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在最近一次演講中呼籲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貸款機構，支持無力應付通膨和激進升息影響的開發中國家。最近由二十國集團（G20） 委託編寫的一份獨立報告認為，這些機構在幫助政府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G20報告指出，如果不是因為過多的資本適足率要求，限制放款者承擔風險的能力，多邊開發銀行原本可以在不損及AAA信用評等的情況下擴大貸款規模。但增加多邊融資讓哪些國家獲益最多？

多邊開發銀行雖然扮演關鍵角色，以優惠利率向低收入國家 (LIC) 提供長期貸款，但它們的絕大部分融資流向中等收入國家 (MIC)。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最近一份報告發現，在對中低收入國家 (LMIC) 的貸款大幅增加之後，2020年多邊開發銀行的貸款有七成流向中等收入國家。

換句話說，問題在於分配而非數量。對於極度貧困和制度量能有限的開發中國家，多邊開發銀行顯然必須大幅增加放貸，低收入國家受到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和氣候變遷的衝擊尤其嚴峻，急需融資卻缺乏進入資本市場的管道。那麼為什麼多邊貸款如此偏向中等收入國家？

原因在於多邊開發銀行的融資模式。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等國際貸款機構，靠著完美的信評取得低利借款，然後以較高的利率貸款給尚未達到（或失去）投資評等的中等收入國家。與此同時，放款給低收入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其資金主要來自持股政府直接捐款給世界銀行的國際開發協會。有觀點認為，如果不放款給中等收入國家，多邊開發銀行模式將不可行。但隨著更多中等收入國家獲得投資級評等，多邊貸款最終可能會減少。

許多低收入國家一直設法減少對多邊開發銀行的依賴，有幾個國家甚至是數十年來首次在國際金融市場成功舉債。但目前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危機使這些計畫停滯不前。面對激進的貨幣緊縮，多數低收入國家實際上已失去了進入資本市場的機會，不得不與債權人進行痛苦的談判，債務危機迫在眉睫。

迦納最近違約可能是金融災難的先兆。近年來，像中國這樣的非傳統債權人的出現，使得低收入國家的借款多元化。但以天然資源為擔保的貸款，其不透明的特性令外界質疑這類融資可持續性的，這種融資似乎已經枯竭。 然而，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表明，中國可能加入布列敦森林機構的行列，允許低收入國家重整債務。

多邊開發銀行應該增加放款給低收入國家，但這樣做比許多人意識到的要複雜得多。 一個主要障礙是這些國家的吸收能力有限，這導致可融資的項目寥寥無幾。 相同的，大多數低收入國家的私營部門不發達，因此難以擴大投資規模，特別是對於像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這類專注於支持私營企業的放款者而言。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嚴格的舉債限制政策可能阻礙開發中國家向多邊開發銀行借款的能力——阻止低收入國家在最需要的時候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資金。

這個難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向低收入國家派遣多邊開發銀行工作人員，有助於建設這些國家的制度量能和實施專案計畫。多邊貸款人與國際貨幣基金之間加強協調有助於防止未來的瓶頸。但僅僅向多邊開發銀行施壓，要求增加貸款可能是無效的，甚至會適得其反。 例如貸方可能傾向於優先考慮有預算支援的項目，而不是長期投資項目。

簡而言之，增加貸款是不夠的。為了使低收入國家及其人口受惠，國際貸款機構還必須專注於擴大有意義、有變革性的投資，屆時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才能發揮全部的潛力。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Multilateral Financing Paradox》，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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