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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聯濤（Andrew Sheng）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Xiao Geng）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實踐教授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

即便是在最好的時代，處理氣候變遷和不平等問題也不容易。當俄烏戰爭面臨升級，中美競爭風險與日俱增，許多經濟體正在努力應付飆升的債務和通膨時，應對這些全球挑戰似乎更是希望渺茫。但即使是在當前的重重困境中，一個自下而上的社會企業發展生態系統也能取得一些成效。

在日益分化的全球經濟中，過度依賴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傳統發展策略日漸式微。同時，在氣候行動、疫後復甦、債務償還等諸多問題衝擊下，各國政府和多邊開發銀行的預算捉襟見肘。

但一個更根本性問題在於貧困、不平等、氣候變遷和環境惡化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性挑戰，然而主流的政策方法側重於為特定問題，甚至是問題的特定面向制定個別的解決方案，幾乎不考慮這些方案與潛在問題的交互影響。

環境科學家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將系統定義為「一組相互關聯的元素，為實現某種目標，以一種有效方式組織起來」。我們的地球系統正在崩潰，因為人類控制其相互關聯的元素，組織起來卻產生不良的結果。只有認識到我們的社會、生態和經濟系統相互關聯的本質，並全面解決系統性問題，我們才能完善其功能，確保人類和地球的福祉。

政府普遍採用由上而下、各別的解決方案是無法解決系統性問題。例如，當政府指派專門機構來協助農村發展時，只能零散地提供基礎設施，無法建立促進城鄉協調的共用資料庫，反而增加基層的交易成本。與當地社區的薄弱聯繫也削減政府干預措施的效力。

依賴國家行政系統實施的多邊行動往往效率更低，多邊開發銀行和援助機構的規模實在太大，每個具體項目和相關行動者都按照自己的目標和標準運作。

當前需要的是更多自下而上的策略，即是以社區為基礎的非營利社會企業作支撐，借用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所描述成功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行善」，但也了解「良好的意圖不能替代有效的組織和領導，不能取代問責、績效和結果導向的管理。"

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遠比大型同業，更善於部署社會企業所需的任務導向型管理；中小微企業占全球企業的90%，占總就業人數的70%-80%。這些公司通常利潤很少或沒有利潤，因為它們負責數十億員工的生計，這使它們成為瞭解多數人需求和利益的寶貴知識寶庫。

這些利益包括與經濟和社會考量密不可分的生態需求，無論是污染還是自然災害，環境危害往往對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群影響最大。同時，貧困可能促使社區過度開發森林、魚類等自然資源，以不顧一切方式尋找財源。

中小微企業沒有機會進入正規的資本市場，也很難推動相關的政策和制度架構，使它們成為有效的社會企業；聯合國開發計畫署2015年一份報告發現，這些缺陷嚴重阻礙了社會企業的發展。

與此同時，少數的大型企業擁有巨大的財富和市場力量，往往能影響政策。但即使跨國企業吹捧其ESG目標，他們的ESG考量仍以利潤最大化為主。由於與當地社區的聯繫較少，這些大型企業不適合提供自下而上的微觀解決方案，或將其整合提出系統性的變革。

我們擁有因應全球集體挑戰所需的工具和資源。全球不乏專有技術，也不缺可以從國家、企業和慈善機構調動的資金，我們也有辦法分配這些資產。技術已經促成了「全球公共知識」的建立，社會企業可以通過這個管道獲得需要的知識，以及通過可信的認證獲取融資。

但我們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充分利用這些資產，要達此目的需要利用現有的技術、知識和商業模式，協助社會企業實現可持續性和影響力。更廣泛地說，我們必須相應地修改永續發展戰略，認識到系統性問題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 Social-Enterprise Development Model》，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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