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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能（Natalia Kanem）
● 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執行主任

聯合國孕產婦死亡率估計小組（包括我擔任執行主任的聯合國人口基金在內）的最新數據，2020年約有28.7萬名婦女死於懷孕、生產或分娩後不久，這個數字約等於2004年南亞大海嘯、2010年海地大地震的死亡人數，這兩者是近代史上最致命天災。

這樣大規模的死亡災害通常都會有數周的新聞報導、民眾的大量支持、以求要求當局採取緊急行動的呼籲，但每年孕產婦死亡的數字相當驚人，在很大程度上卻是無聲的危機。更令人擔憂的是，該小組發現，降低孕產婦死亡率的進展陷入停滯。

我們之中有多少人認識在孕產過程中死亡或瀕死的人？也許普遍存在的痛苦是問題的一部分，孕產婦的死亡似乎難以避免，可是透過長期花不了多少錢的簡單干預措施，大多數死亡其實都是可以預防的。

要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其中一個最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是投資以社區為基礎的照護，包含助產士的教育和部署。要達成這點需要大幅增加勞動力——現在全球面臨短缺90萬名助產士——並對抗存在已久、不重視以女性為主的工作場域貢獻的性別規範。

減少大量的意外懷孕是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另一關鍵措施。聯合國人口基金的研究顯示，將近一半的懷孕是非預期的，超過60％的意外懷孕以墮胎告終，估計約有45％的墮胎是不安全的，成為孕產婦死亡的主因。政策制定者知道如何處理這個問題：讓優質避孕措施更容易取得、改善全面性教育，並保護婦女決定是否、何時以及與誰一起生孩子的權利。

各國領袖在拯救婦女生命方面取得重大進展。2000年，各國政府同意千禧年發展目標，旨在2015年前將全球孕產婦死亡率降低75%，在此期間，死亡人數減少44％，這是意義重大的成就，即使最後沒有達到原先的目標。

2015年，聯合國17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讓各國再次承諾降低孕產婦死亡率，這次的目標是在2030年前降到每10萬次生產只有70例以下的死亡。但八年過去了，我們離目標還很遠，進展也停滯不前。事實上，從2016年以來，有兩個區域的孕產婦死亡率有所增加——歐洲和北美、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而截至2020年的估算數字並未考慮到COVID-19疫情對醫療系統的全部影響。

造成這種停滯的一個因素是對於解決產婦照護方面，持續存在的種族和族群差異問題上投資不足，像是在美國，2021年黑人女性的孕產婦死亡率是非拉丁裔白人女性的2.6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非裔社群中，也有類似差距。

要消除這樣的差距，以社區為基礎的整體照護方針至關重要。在我的職涯早期，我在紐約曼哈頓的哈林區，擔任小兒科醫師和愛滋病毒研究員，當時快克古柯鹼和愛滋病正摧毀最貧窮和最邊緣化的病人和社區。很明顯的，如果不了解更廣泛的社會脈絡和孩子母親面對的挑戰，我就沒辦法治療孩子。我遇到的母親和孕婦的醫療需求，比起她們的社會需求急迫性往往相形見絀，這更凸顯全人照護的重要。

雖然全球降低孕產婦死亡率的進展停滯不前，但仍有一些希望。例如尼泊爾，孕產婦死亡率在2000年到2015年減半之後，2015年到2020年間又降低了近三分之一。這段期間，政府將健康醫療支出增加一倍、使墮胎合法化，更免費提供產後照護。

無獨有偶地，從1935年起，斯里蘭卡至少每12年就可以將孕產婦死亡率減半，這要歸功於提供全民免費的醫療服務系統，以及技巧嫻熟的助產士顯著增加，他們負責97％的接生，而1940年只有30％。

最新的孕產婦死亡率指出了忽視拯救生命的解決方案所造成的危害，但有一種方法可以結束這種不必要的痛苦的。建立助產能力並確保公平獲得有品質的性及生殖保健，將大大有助於改善母親和孕婦的健康。

但要回到正軌需要政府和社區都恢復急迫感，所有利益相關者必須提供充足的資金，並創造有利介入的法律和社會環境。我們知道為什麼仍有婦女死於分娩的原因，漠不關心不該是其中之一。

（翻譯：曾子嘉，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Backsliding on Maternal Mortalit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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