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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Slavoj Žižek）
●歐洲高等學院哲學教授
●倫敦大學伯貝克人文學院國際主任

現在是瘋狂的時刻。大規模的天災亂象，例如杜拜反覆降下暴雨，越南水庫過熱導致魚群大量暴斃，似乎跟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過熱如出一轍。

在這種時刻，重點是要保持冷靜，並且盡可能近距離客觀而冷靜地分析種種怪異現象。如今，怪異現象中的翹楚，莫過於因以色列回擊哈瑪斯去年10月恐攻而轟炸、入侵加薩所引發的抗議活動。

我們應該承認某些穆斯林發出了政治化言論，例如最近德國漢堡示威的穆斯林口中高呼「解決方案就是哈里發國 (Caliphate，指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 我們也應該承認，儘管抗議者中有大量猶太人，但其中至少也有些是真正的反猶太分子（正如以色列人當中也有一些種族滅絕狂人）。

儘管許多評論家指出如今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與1968年反越戰學潮的相似之處，但義大利哲學家貝拉迪（Franco Berardi）指出一個重要區別。至少在言辭上，1968年抗議者明確認同反帝國主義的越共立場，以及更廣泛、積極的社會主義計劃，而今日抗議者卻鮮少認同哈瑪斯，而是「認同絕望情緒」。

正如貝拉迪所說：「絕望是一種心理和文化特徵，可以解釋年輕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廣泛認同。我認為，今日大多數青年學子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預期生活條件只會越來越差、氣候變遷不可逆轉、戰爭長期延續，以及正在許多地緣政治熱點上演的衝突恐釀出核戰的危險逼近。

我們很難對現況提出更好的解釋。當局駭人聽聞地鎮壓抗議活動，正好支持貝拉迪的假設。嚴厲鎮壓並不是出於擔心抗議活動會引發新政治浪潮；相反的，這是出於恐慌，當局徒勞地拒絕面對社會中瀰漫的絕望情緒。

這種恐慌跡象比比皆是，我只舉兩個例子。首先，上個月底，12名美國參議員致函國際刑事法院，威脅該法院若膽敢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發出逮捕令，將遭到制裁。

儘管嚴格來說，這是共和黨所為，但民主黨的拜登政府也施壓國際刑事法院，要求勿起訴以色列官員在加薩犯下戰爭罪。這類威脅無異於標誌著全球共同價值的消亡。儘管國際刑事法院的理想總是有些虛偽（例如美國就拒絕加入），但各國政府至少在精神上都給予支持。

近期另一個例子也是殊途同歸。5月4日，法國（遵守德國頒布的簽證禁令）拒絕英籍巴勒斯坦外科醫生阿布西塔 (Ghassan Abu-Sitta) 入境，他原計劃在法國參議院作證，描述自己治療加薩戰爭受害者時的所見所聞。當此等粗暴的審查、邊緣化行徑發生在我們眼前，要說民主制度正在分崩離析也毫不誇張。

大家都知道加薩的局勢是不可接受的，但卻有大量精力投入，以拖延干預這場危機所需的措施。

打破僵局的一種方法，是以公眾力量支持學生的抗議活動。正如美國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4月28日所說，「納坦雅胡的右翼、極端主義和種族主義政府的所做所為，在現代戰爭史上前所未見……現在，我們正在擔心加薩可能發生大規模飢荒。當你做出上述指控，並不是反猶太言論，而是現實。」

10月7日襲擊事件發生後，以色列凸顯哈瑪斯行徑的赤裸現實。以色列當局稱，影像畫面足以說明一切，兇手記錄下殘酷的殺戮和性侵，大家有目共睹，不需要複雜的情境脈絡才能理解。

難道我們現在不能把同樣的話，套用在加薩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上嗎？讓畫面來說話。隨著以色列飛彈和無人機攻擊，持續將建築物化為廢墟、瓦礫堆，然後是灰燼，臨時帳篷中擠滿飢餓的人們，孩童慢慢死去。

這讓我想起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當時是記者）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所寫的：「對我來說，關鍵問題是對伊拉克人民而言，最好的結果是什麼？對於伊拉克2600萬人口而言，最可能改善人權的什麼？我最受不了的是，反對（戰爭）觀點從來與伊拉克無關，而是對美國實力的公投。」

同樣觀點卻不適用於今日的反戰示威。如今主要驅動力不是對巴勒斯坦、以色列或美國實力的公投，而只是迫切請求停止殺害加薩的巴勒斯坦人。

那麼，拜登政府（除了在今年選票上以流行天后泰勒絲取代副總統賀錦麗之外）應該怎麼做？首先，美國可以加入全球倡議，承認巴勒斯坦是國家。巴勒斯坦建國絕非中東和平的障礙，而是以巴進行任何認真談判的先決條件。相反的，拒絕（或永無止盡地拖延）承認，將不可避免地導向宿命論結局，即戰爭是唯一選擇。

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奇怪，但我們正在目睹美國失去霸權的負面影響（同樣的例子還包括美國從敘利亞北部和阿富汗撤軍）。在理想情況下，美國要做的只是從海上入侵加薩、重建和平秩序，並提供民眾人道援助即可。但這就別奢望美國了。至於錯失良機、未能為美好志業而部署剩餘的帝國力量，這一點美國永遠不會教人失望。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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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Protests of Despai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