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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凱（Karman Lucero）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研究員

政治掛帥

這些國內動態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對話方式，這裡同樣也是政治掛帥。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場5月會談最優先討論的是中美關係，其次才是AI治理。關於AI的國際對話對於中共高層來說太過重要，以致於不能交給技術專家、執行長或任何不直接向他們稟報的人。打從2021和2022年政府「嚴打」國內科技業以來，AI專家、特別是科技公司執行長的「話語權」一直非常有限。

現在很少人敢說違反國家政策的話了。有別於OpenAI的奧特曼（Sam Altman）或馬斯克（Elon Musk），阿里巴巴共同創辦人馬雲等中國一線創業家無法周遊各國，呼籲採行不同類型的AI治理。中國開發商、學者、私人專家和主管機關仍不斷爭論（就算不公開）最佳方法，不過最高政治階層在國際對話上還有其他優先事項，這些對話並不像美國一樣由技術當局主導，而是由外交部北美和大洋洲事務司領導。

中國許多AI論述呼應美國和國際組織，例如不久前上海的世界人工智慧大會上，李強總理強調中國有意願與其他國家加強創新合作、促進包容發展，強化共同治理，但中國也批評美國限制它們發展AI技術能力（透過控制半導體出口和研擬投資限制）。中國外交部在最近的《全球人工智慧治理上海宣言》中，強調了「各國…根據國情自主發展的權利」。

儘管沒有直接點名美國，但這項宣言很可能正是在批評美國，並凸顯中國在跨國AI治理方面的差異。在5月的對話中，中國抗拒美國想把AI風險問題與出口管制和中美關係其他層面脫鉤的嘗試。中國許多AI治理專家認為，美國的談判策略要不就是不夠坦白，要不就只是想把中國卡在第二名。他們認為，潛在風險相當抽象或遙遠，但出口管制和其他限制，卻正在對中國AI產業帶來具體損害。

兩國當然都擔心某些風險，例如AI驅動的軍事事務（包括核武）決策。不過鑒於各自的國內目標以及對AI治理目的的看法，中國政府並不一定認為這些憂慮更為迫切，甚至不認為那是明確的政治目標。官方對話雖然還會持續，但雙方很難實現各自的主要目標。

限制和替代方案

美國和中國近期都不會改變AI治理的機構或基本目標。美國或許還是會擔心中國可能濫用AI，也仍會維持出口管制與投資限制，中國不能再依賴美國商業對話者，來淡化或阻止兩國經濟與技術交流的限制。此外，中國對美國投資人、創投家與科技公司的市場吸引力已經下降，他們都越來越不想被人認為是與中國合作。

中國也仍會繼續「政治掛帥」、繼續懷疑美國意圖，因此，要與美國達成某些協議時（例如關於發展自主武器的規範或在網路安全中使用AI），中國當前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就會決定何者有可能。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非政府人士的「二軌對話」仍有很大的可能性。畢竟讓AI成為如此棘手、甚至有時是赤裸政治話題的諸多因素，也正是讓它適合不同類型對話的原因。跨國AI治理不能只是政府間的協議，也必須涉及整個社會間的實質合作。中美AI對話不光只是兩國政府的事，也該涉及政治人物、主管機關、學者、民間社會和民營部門專家之間的互動。

更多政府機構參與也有益於正式會談。5月對話確實替實際管理AI的機構與外交官員爭取到空間，但如果主管機關有更多機會與對口機關會面，就可能進行更實質的討論。

此外，國際AI治理的競爭不該被完全當成壞事，特別是兩國假如都堅持提供國境外的利益，例如幫助開發中國家打造利用AI的能力。

中國已經在幫助別人（包括民間企業）發展AI工具方面提供公共資源，著名的例子包括用CAC基本（中文）語料庫來協助訓練大型語言模型，以及上海AI實驗室的GenAD，也就是能幫助開發人員訓練自駕車輛的影片生成模型。同時許多美國公司也開發了開源基礎模型，提供給中國在內的全球用戶使用。這種持續的競爭能讓AI資源在全球更加便宜且廣泛取得。

從頭回顧

由於二軌對話包括學術界、民間企業、智庫、公民社會組織以及其他致力在特定領域分享最佳做法與建立信任的人，因此他們在解決特定AI治理的挑戰時能承擔大部分的工作。討論通常不公開進行，不過重要的結論通常會影響兩國的決策過程，因此二軌會談對於替政府間達成協議鋪路不但有幫助而且必要。

AI常被拿來與國際協議常提及的核子技術相比較，兩者都有劃時代的潛力，不過AI在政府機構與社會中更加普遍。即使AI政策目標可以由政府最高層人事決定，要落實卻也複雜得多。

舉例而言，不同於核武，總統不會針對每次使用無人機或類似技術時加以批准。要在致命性自主武器上達成協議，美中不僅得在基本原則上達成一致，還得瞭解這種一致性如何在各自的軍隊中落實。二軌會談就提供了仔細瞭解這種問題的機會。

最近一個相對成功的例子是中國取締芬太尼工廠。拜登去年向習近平提出這個問題，在達成高層政治協議後，美中機構之間的二軌對話以及實質執法合作與情報共享已開始收效。雖然兩國都不會改變關於AI的政策或雄心，不過二軌談判就算無法遏制雙方間的競爭，也有助於管理。

官方與非官方的對話也可能在面臨危機或AI風險成真之際增加。古巴飛彈危機後，美國和蘇聯廣為人知建立了最高層熱線，避免升高不必要的緊張。隨著AI部署在戰爭中，加上南海與台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中美領導人也有充分的理由採取同樣做法。

同時，雙方都該接受目標與偏好依舊不同的事實。鑒於兩國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與價值觀，這再自然不過。很明顯地，美國不該嘗試仿效中國的錯誤訊息及假訊息政策，也不該指望中國會採納西方政策，但某些領域的目標不同，不見得會破壞其他領域建設性對話的可能性，例如確保由人類負責決定發射核武。

最後，政府與二軌談判的參與者都該認識到自己的侷限。國家與人民一樣，都是政治性動物，中美間關於AI的對話無法化解兩國的地緣政治分歧，例如台灣問題或爭議日增的雙邊經濟關係，參與的目標應該放在解決與AI使用有關的特定問題。

美中官方對話會繼續面臨嚴峻的政治及制度限制，使可能性受限。透過連結兩國社會專家的非官方管道，就能取得更多成果。起碼我們可以更瞭解彼此的機構與目的，並發展假設一旦成真時可行動的基礎建設。（系列二之二）

（翻譯：鄭可妮，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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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Managing the Sino-American AI Ra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