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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瑞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隨著所有主要貿易國逐漸採取單邊行動來推進自身社會、經濟、環境和安全目標，世界經濟迫切需要一個明確的規範框架來確定道路規則。而一個有用的起點就是所有各方都同意在原則上不施行以鄰為壑的政策。

這聽起來很合理，但可行嗎？那些經常依賴這類政策的國家似乎鮮少會在勸說下改變主意的。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人們這種看法其實是在概念上混淆了具有負面跨境外溢效應和真正以鄰為壑的政策。如果試圖約束所有前一類政策，那確實是無望實現的，還會適得其反。所幸以鄰為壑的行為只佔此類政策的一小部分。

超全球化之所以陷入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緣自其對具有國際外溢效應的政策進行過度監管的野心。透過關注那些真正以鄰為壑的政策，我們可以找到問題的實際根源，並在國際談判中取得更大進展。

要理解這一區別的意義，我們可以思考這個典型案例：一國的政策在國外造成了損害，特別是削弱了另一國的貿易條件（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這種「貧困化貿易」（immiserizing-trade）的狀況最初由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正式提出，後來被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用來論證中國的經濟成長可能對美國造成的損害。

這裡要特別考慮兩種政策。首先，當中國政府透過補貼研發，提高本國高科技產品競爭力並降低其全球市場價格時，美國和其他已開發經濟體就會受到損害，因為這些領域正是它們的比較優勢所在。但儘管有這種損害，我們並不認為要求中國取消這種補貼是合理的，因為直覺告訴我們，即便其他國家會蒙受損失，支持研發依然是促進經濟成長的合法手段。

第二項政策是禁止稀土或其他重要礦產的出口，而中國是這些礦產的主要全球供應國。中國可以受益於全球市場價格的上漲並使其出口商更具競爭力，歸因於它們可以取得更廉價的生產投入品。但這顯然是以鄰為壑的政策。中國的收益是行使全球壟斷權的結果，迫使外國生產商蒙受損失。

如果一項政策對本國經濟帶來的好處是透過對其他國家造成損害實現的，那麼這項政策就屬於以鄰為壑。羅賓遜（Joan Robinson）在1930年代創造這個詞以描述競爭性貶值等政策，這些政策在普遍失業的情況下將就業從國外轉移到國內經濟中。以鄰為壑政策通常對全世界帶來整體損失。

區分以鄰為壑的政策在實務上可能比較困難，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會承認實施了這些政策。但釐清真正會招致反對的行為類型，進而縮小爭端範圍，可能會帶來更好的經濟結果。這也會帶來更好的政治效果，因為政府會受到鼓勵進行更有建設性的討論，討論正在做什麼、為何要這麼做以及可能產生的後果。

如果將這個觀點應用於現實世界，我們會發現當今中國和美國的大部分產業政策都並非以鄰為壑，其實許多政策應被視為以鄰為善。

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在過去幾十年實施廣泛的綠色產業政策，以降低太陽能、風能、電池和電動車的價格。這些政策對世界經濟有著雙重好處：它們產生了創新外溢效應，降低了全球生產者的成本，降低了消費者需要支付的價格。它們加速了從化石燃料向再生能源的過渡，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碳定價的缺失。

當產業政策恰好針對外部性和市場失靈狀況時（就像綠色補貼一樣），那麼它就並不值得擔心。此外，雖然我們可以對不符合這些條件的情況提出合理的擔憂，但事實上低效率產業政策的成本仍然主要由其國內承擔，是國內納稅人和消費者以更高稅收和價格的形式付出代價。可見糟糕的產業政策與其說是以鄰為壑，不如說是以己為壑。

當然，其他國家也會付出代價。但這並不意味著貿易夥伴就應該對此有發言權。期望各國政府對更快速回應其他國家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論調，而非回應這些國家的信念，這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即使貿易夥伴所應對的政策並非以鄰為壑，但它們永遠享有自我保障的自由。

例如，如果一國政府擔心國家安全或對當地勞動市場造成不利影響，就應該有實行出口限制或關稅來解決這些問題的自由。理想情況下，這些因應措施應經過精心設計並嚴格針對既定的國內目標，而不是為了懲罰那些沒有採取以鄰為壑政策的國家。

將少數以鄰為壑的行為與大量具有跨境外溢效應的其他政策區分開來，是緩解貿易緊張局勢的重要第一步。這樣做可以讓國際談判聚焦在真正的問題，讓各國政府自由地在國內追求合法的政策目標。而努力建立一個自助式的世界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向善的經濟和政治學。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at the New Left Need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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