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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斯頓（James Livingston）
●羅格斯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
 

法律的白費力氣

史丹佛商學院的阿德馬蒂（Anat Admati）和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的赫爾維格（Martin Hellwig）大致上同意夏爾馬和巴拉達蘭兩人殊途同歸的論點，也就是對於市場監管，左派不應自動見獵心喜。在《銀行家的新衣》（The Bankers' New Clothes）的新增訂版（該書被沃夫譽為「從金融危機中浴火重生的最重要著作」），他們認為，類似犯罪的行為已替經營美國銀行業的裸體主義者帶來巨大報酬。作者解釋，他們的目標不是起訴故意為之或持續疏忽所導致犯罪行為，因為據他們所知，其中並未涉及任何違法之處，至少不完全違法。他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違反規則竟然會成為銀行做生意的常態。」

他們的答案與《衛報》撰稿人兼《與鯊魚游泳》（Swimming with Sharks）一書作者盧彥戴克（Joris Luyendijk）的調查結果一致。他在經濟大衰退之後採訪數十名倫敦銀行家後，總結如下：「在雷曼兄弟倒閉的七年後，人們常說沒有從這次崩盤學到任何教訓。這太樂觀了。大型銀行肯定從這次崩盤及其後果中吸取教訓——最終說來，幾乎沒有什麼是他們逃不掉的。」

阿德馬蒂和赫爾維格果敢地拒絕這個結論，但他們在自己的大部頭著作結尾時，花一整章篇幅討論「監管惰性」，疲倦地解釋為何監管機構毋需被那些本應由他們監管的銀行掌控（或哄騙、賄賂、恐嚇或勒索）。 「規則若要有效力，」他們平鋪直述：「就必須要執行。然而，因為恐懼、同謀或純粹懶惰使然，執行者往往不作為。」其中恐懼似乎是壓倒性因素，包括擔心稀缺資源被浪費在太過燒錢的官司上，因為銀行總請得起最好的法律人才來打官司。但底線很明確：「作為抽象實體，公司無法入獄。」也因此，

「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局實際上是與公司達成和解，要求支付罰款，但不要求承認不當行為，藉此避免法庭審判費用和不確定性。如果罰款相較於機構的規模和利潤而言只是九牛一毛，那就沒什麼威懾力：罰款只不過是『做生意的成本』罷了，違不違法不要緊。」

最後一章的標題是問句：「凌駕於法律之上？」至此，在20萬字之後，這聽起來完全是修辭，幾乎就像圈內人的笑話。但就像夏爾馬和巴拉達蘭一樣，這些嚴肅作家相信，必須採取一些激進措施，恢復人們對市場作為自由基礎的信心——整修翻新資本主義的總部、讓病人起死回生、恢復其時尚感，並替其衣櫥增添生力軍。否則，他們聲稱，陰謀論將持續盛行；美元將持續喪失其作為儲備貨幣的市占率，直到美國破產為止；而且，正如阿德馬蒂和赫爾維格所說，大多數美國人將繼續相信「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法律體系受到操縱，不利於普通民眾」，直到像川普這樣的人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但他們是沒有實驗室、沒有補助金，也沒有人手的科學家。夏爾馬永遠無法讓任何人相信，資本主義下高適應性的治理模式，可以在台灣、瑞士或越南找到；在這些地方，自由市場和強而有力的監管國家共存。巴拉達蘭永遠無法說服我們，透過培育小型企業和鼓勵企業競爭，可以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廢墟中找回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承諾。阿德馬蒂和赫爾維格永遠無法讓足夠多人轉向追求乾乾淨淨的政治對話，追求一個任何人都無需向強權說出真相、因為權力就來自於真相的公共廣場。

資本主義與自由

史提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的方法比較實際而務實，而理由正是因為該方法比較著重理論。這聽起來自相矛盾，但考量到自拜登退出總統競選以來美國政治體系所提供的明確選項，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已經陷入關於自由意涵的激辯中，這牽涉到誰可以行使自由，以及如何行使。史提格里茲的《通往自由之路》（In The Road to Freedom）明顯反駁哈耶克最受歡迎的論文《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他在文中帶領我們回顧自1920年代以來就與大局息息相關的理論爭議，特別關注於不同理論的主張和後果之間的差異。

史提格里茲的前提是，新自由主義已經斷氣，而且也搶救不回來。他堅持認為，這是好事，因為新自由主義承諾讓更多人擁有更多自由，幫他們擺脫受制於規則的官僚理性（無論束縛是來自蘇聯計劃局或美國新政機構單位），但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完全競爭和自我規範的市場都是幻想，如果放任公共政策被削減到只關注年化貨幣成長，將直接導致市場社會徹底崩潰，然後導致左派及／或右派的獨裁政權出爐，一如1944年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和克萊（Lawrence R. Klein）在《凱因斯主義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中的警告；後者更可稱為是對海耶克宣言的最初反駁。

這不是說史提格里茲認為以柯林頓（Bill Clinton）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兌現減少監管的承諾，「真正新鮮的是，新自由主義聲稱要擺脫規則，但實際作為卻多是實施有利銀行和富人的新規則。」史提格里茲著作的新穎之處在於其他層面，其與考伊（Jefferson Cowie）在《自由的統治》（Freedom's Dominion）中的方法類似，深入研究這個詞本身的各種迭代，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其含義有何歧異，其中包括那些人們用來因應這些含義的假設。

史提格里茲指出，自由並非不存在威脅，或為實現私人目的而消除所有外部障礙的情況下才能有；這是因為沒有任何社會制度可以在不受外力的情況下，以一群離心粒子的狀態存在。因此，我們需要理性審議、政治辯論和受制於規則的官僚理性權威，來決定哪些私人目的是社會可以接受的，而且可透過公權力的行使，使其符合公共需求或共同利益。自由市場無助於解決這些議題。

根據史提格里茲的詮釋，我們大多數人的自由都需要社會民主主義，他也稱之為是「進步資本主義」。他的著作顯示，我們如何稱呼那些用來實現自由的工具已不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了解到，若把他人遺棄在後，那麼誰也無法實現自由。儘管美國最高法院過度美化總統職位，但我們早已不再需要國王，無論他有沒有穿衣服。（系列三之三）

夏爾馬 ，《資本主義出了什麼問題》（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2024年）
巴拉達蘭，《寂靜政變：新自由主義與對美國的掠奪》（諾頓出版公司，2024 年）
阿德馬蒂和赫爾維格，《銀行家的新衣：銀行業出了什麼問題以及如何應對——新增訂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4 年）
史提格里茲，《自由之路：經濟學與美好社會》（諾頓出版公司，2024 年）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Brutes’ New Suit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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