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貧富差距擴大時,人們會更加透過物質財富來評量自己和別人,進而推動一場追求頂尖、耗損心理的競賽。
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調查員 舒特(Olivier De Schutter)& 約克大學流行病學教授 皮凱特 (Kate Pickett)
根據益普索(Ipsos)民調機構於2018年做的一份調查,全球有27%的受訪者認為,心理健康是最大的健康問題之一。而今年再次進行相同的民調,該數據增至45%,超越癌症和肥胖成為最關心的問題。
他們的擔憂其來有自。一項2023年的研究發現,全球約有一半的人口一生中會罹患心理疾病。但至2020年,全球政府在心理健康的支出上平均只佔了健康相關經費的2.1%。
雖說政策制定者應當增加針對心理健康的支出,但是預防勝於治療。有鑑於經濟不安全的持續壓力,貧窮是重大的風險因子,因此,徹底解決問題就意味著實施減少貧窮的計畫。但最近一份聯合國的報告發現(本文其中一位作者所撰),相對貧窮(一個人與他人比較)比起絕對貧窮(無法生活必需品)更容易引發心理疾病。這意味著,降低收入不平等將對心理健康造成更大的影響。
筆者之一的著作《收入不平等:為何他人過得越好,我們越焦慮?》(The Inner Level)早於聯合國的報告6年出版。書中提到,當人們住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例如美國和英國,比起較公平的社會,例如挪威、芬蘭和日本,更容易遭受長期壓力、焦慮、憂鬱、躁鬱症和成癮的困擾。
如今,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高得驚人,心理健康比癌症更令人擔憂,政府顯然需要醒悟:少數人的繁榮並無法惠及所有人,尤其是富有國家。當貧富差距擴大時,人們會更加透過物質財富來評量自己和別人,進而推動一場追求頂尖、耗損心理的競賽。
極富與極貧之間不斷加深的差距,會助長人們對於他人如何看待或評價自己的社會地位焦慮,而這會釋放一連串的壓力賀爾蒙。人們會透過購買更多物品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即便快要身陷債務危機。這些都會耗損社會資本,也削弱了幫助人們應對壓力時的周遭支持。
在此淒涼的不平等、炫耀性消費和孤寂中,不難理解人們發現自己更容易有憂鬱、焦慮和其他的心理健康問題。儘管社會階級底層受苦最深,他們並不孤單。當社會更加不平等時,富人也更可能經歷社會地位焦慮,且幾乎所有其他生活品質指標的結果也會更差。
在過去的四十年中,高收入國家透過公共資產私有化來達成經濟成長,給予公司和富人們減稅優待,剝削勞工權益和實施撙節政策,但這些刺激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努力往往讓窮人的生活更差。許多國家達到一定程度的富裕後,加劇了不平等,抵銷經濟成長理應帶來的幸福感增加,還進一步拉開社會階級的梯距。
錢可以買到很多東西,卻無法買到心理健康。若先進國家開始認真解決高得嚇人的精神失常比率,政府一定要專注於降低不平等,而非追求只會讓富人更有錢的GDP成長,應該提高對跨國企業和富人的稅收,來資助全民社會保護和改善公共便利設施,這會是一個不錯的起點。
近年來,這個世界對於心理健康的討論越來越開放,但是對富人徵稅這個主題卻總非如此。有鑑於這是最有可能解決日益嚴重的心理健康危機的一種方法,政策制定者絕對不能迴避這場辯論。
舒特(Olivier De Schutter) 是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調查員 。皮凱特 (Kate Pickett) 是約克大學流行病學教授,也是The Equality Trust的聯合創始人,並與威爾金森 (Richard Wilkinson) 合著《社會不平等:為何國家越富裕,社會問題越多?》(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和《收入不平等:為何他人過得越好,我們越焦慮?》(The Inner Level: How More Equal Societies Reduce Stress, Restore Sanity, and Improve Everyone's Well-being)。
(翻譯:陳冠綸,責任編輯:國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