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成長的品質持續下降,用會計伎倆和非生產性基礎設施項目來掩蓋經濟的潛在弱點,早晚是行不通的。
~國際貨幣基金前首席經濟學家 羅格夫(Kenneth Rogoff)
進步經濟學家傾向將中國為因應2008-2009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規模當於其GDP的12.5%)視為一項各國政府都應效法的凱因斯式大膽創舉。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對該國大加讚賞,而受益於由此帶來的大宗商品繁榮的發展中經濟體也是如此。
但隨著經濟學家的深入研究,一幅更複雜的圖像開始浮現。大規模刺激政策在短期內無疑是有效的,但它也扭曲了中國經濟成長的品質,並為該國當前的許多問題埋下了禍根。這促使人們對政府在經濟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更廣泛的重新評估。而事實證明,國家的過度控制往往弊大於利。
當然,中國最初的經濟刺激計畫——2008年底啟動並持續到 2010 年——並沒有標誌著政府支持的終結。透過允許地方政府在帳外借款,並為地方建設公司的債務提供事實擔保,中國為基礎設施和房地產行業提供了大量支持,並將經濟刺激政策延長了十年。這兩個部門因此也大概佔據了當前總需求的1/3,遠遠超出了歐盟、日本和美國的水平。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熊偉及其合著者最近在布魯金斯學會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針對中國政府的長期刺激政策對私營部門活動的影響狀況,提出了令人警醒的見解。透過分析本地數據,他們發現2002-2008年間各省的GDP增長與企業利潤和零售額都存在強相關性,這與標準凱恩斯主義模型的預期相反,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相關性在2011-2019年間完全消失了。同一篇論文中的相關分析還發現,在經濟刺激政策實施時,城市層面的生產率增長(控制了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後)相當強勁,,卻在隨後幾年顯著下降。
這些發現與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楊元辰早期共同撰寫的研究報告相吻合。報告認為,中國建築業的回報在經過多年過度建設後持續遞減。目前這已經造成了住房供應過剩,導致許多城市房價重挫。鑑於房地產在中國家庭財富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即使官方公佈的GDP成長數據繼續徘徊在5%左右,因消費需求崩潰引發的通貨緊縮狀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西方分析家經常哀嘆,中國政府不願推出旨在刺激消費需求的大規模刺激計劃,例如美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直接現金轉移支付。但他們往往忽略了熊偉及其合著者所強調的一個關鍵點:中國是一個混合型經濟體,政府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遠遠超過任何已開發國家。
多年來,中國的政策制定者都可以用經濟快速成長來為現狀辯護。但如今這個論點的分量已大不如前。經濟成長的品質持續下降,用會計伎倆和非生產性基礎設施項目來掩蓋經濟的潛在弱點,早晚是行不通的。而恢復成長的唯一可持續途徑,是讓在過去十年間強行鞏固了自身權力的中央政府將部分權力移交給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是移交給私部門。
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戰也使中國更迫切地恢復私部門活力。出口仍然是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和全球競爭力的部分,也是該國提高生產力和擺脫當前困境的最大希望。但隨著出口引擎逐漸熄火,政府必須尋找新的成長點,而只有私部門準備好了應對這項挑戰。
儘管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取得的經濟成就令人欽佩,但2008年後實施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並不像許多進步凱因斯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取得了絕對的成功。事實上,它應該是一個警示。
此舉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國的債務相對GDP比率不斷攀升,進一步限制了政府刺激經濟的能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Fiscal Monitor),預計到2027年,中國的公共債務金額將超過GDP的100%,如果算上企業和家庭負債將超過300%。有些人或許會說,中國的低利率會讓債務負擔可控,但值得留意的是,美國也曾經有過同樣的說法。與日本一樣,中國也可以透過金融抑制措施長期維持低利率,但代價可能是經濟成長放緩。而日本過去三十年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了這條路徑最終可能通往何方。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富有創意且精明強幹,但目前的一些問題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能否找到擺脫當前困境的辦法,或者中國會否淪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一個受害者,仍然是未知之數。但是希望重複2008年的做法,顯然是非常錯誤的。精心策劃的刺激消費性措施或許有所幫助,但前提是它應透過私部門的需求來實現。
羅格夫(Kenneth Rogoff)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2011年度德意志銀行金融經濟學獎得主,與蘭哈特(Carmen M. Reinhart)合著《這次不一樣:800年金融危機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以及即將出版的《我們的美元,你們的問題》(Our Dollar, Yur Problem,暫譯)。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國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