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肯里吉
●美國銀溪製藥執行長
●前英國國家衛生服務臨床科學家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曾在國會演說時表示,美國必須致力打擊「刻意哄抬的藥價(artificially high price of drugs)」,不能再拖延。美國處方藥物的高價確實已引起公憤,但回歸問題本質,川普必須謹慎處理,以免扼殺對於新藥的科學創新研發。
在藥物需求、研發以及藥價高昂之間的相互關係,已經成為複雜的政治問題。
舉例來說,1983年制訂的《美國罕病藥物法》(US Orphan Drug Act)成功地提升對罕見疾病的治療需求,不過,儘管法條讓藥廠以避稅等方式研發新藥,但藥價仍然高得嚇人。部分藥廠甚至投機取巧,將舊藥以高價濫竽充數地重新上市,更加引起美國輿論不滿。
然而,當我們在合理化這些公憤的時候,另一個事實是,研發新藥過程中所要承擔的風險與挑戰。尋找疾病的病根仍然是個謎樣過程,而且新藥藥效同時在理論與臨床實驗都具療效,現實中也存在著困難。
結果就是,藥廠研發過程以失敗收場居多。據統計,經臨床實驗的抗癌藥物中,僅7%的比例最後通過核准上市,大多數的藥物都無法過這關卡,過程中的高昂成本付諸流水。
更甚者,增加新藥上市成本的,還包括曾被川普形容為「緩慢又沉重(slow and burdensome)」的核准審查過程, 由於審查過程旨在保護消費者,卻又無法改變研發藥廠所投入的成本,林林總總加起來,製藥數量排名全球前15名藥廠在每一種新藥核准上市前,總計投注了30億美元的成本。
不只是國際藥廠會投入研發新藥過程,相反的,在藥物發展歷史中,許多獨立藥廠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如同我曾擔任過CEO的Silver Creek藥廠(Silver Creek Pharmaceuticals)一樣,這些獨立藥廠販售自行研發的新藥,甚至將自己轉賣給更大的藥廠。
為了確保投資能夠回收,眾多如Silver Creek的公司在新藥確定核准上市後,必須保證盈餘能夠貼補眾多未上市藥物的研發成本,在救人第一的前提下,卻沒有藥廠得以擺脫這個糾結。
因此,在募集研發資金時,獨立藥廠必須和其他行業同時爭取金援,其中,還包括了投資報酬率極高,對提升人性卻可能無啥助益的遊戲產業。
上市新藥的藥價直接影響了研發下一個新藥所能取得的研發資金,這關乎健保體系的狀況,特別對美國來說,包括藥廠在內的科學創新代表著國家在全球的競爭力,也是對人類的重要貢獻之一。
我對研發新藥高成本的論述或許對藥廠的遊說者聽來很受用,但我們也別忘了,必須確保這些新藥的藥價對病患的親民與普遍性。
我以在英國國家健保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工作的20年經驗來檢驗這項標準,當時,我主持醫院的「藥物投用委員會(Use of Medicines Committee)」,以有限的預算來挑選藥物補助。
挑選標準很簡單:對人體無害(safety)、藥效顯著(efficacy)、以及物超所值(value for money),即使我已離職,我對於物超所值的堅持還是一樣。
有時,藥劑師同事們感到受挫,因為價錢過於高昂,醫院無法提供最新的「神奇」藥物。其實這好似NHS一般,為了有效執行預算,我們在有限範圍內已盡力取得所有藥物,至今,我仍感到驕傲,病人們可以獲得所需的藥品,醫院也沒有破產。
決定藥價方面,美國與英國的做法南轅北轍,但可以彼此借鏡。
在英國,除了盡量擴大藥物的種類與數量之外,也控制在一定範圍的預算內,預留藥物延遲上市或遊說的空間,不會僅聽專家之言,同時不追求研發速度。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NHS納入所有公民,每人平均付出的成本極少,相較美國目前以國內生產總值(GDP)撐住的健保體系,英國所需費用不到一半。
但在美國,藥價由自由市場決定,催生出得以支付保險、繳稅以及自費健保的高藥價,確實提供了藥物研發創新的誘因,不過,也造成了部分美國人無法負擔高額的藥價,這不甚公平的讓美國人被迫與藥廠共同承擔了研發對全球有益新藥的昂貴成本。
川普政府面臨這個難題,如果藥價持續飆高,無法平息眾怒,但若一視同仁的降價,研發資金恐外移美國,讓其他願意投入藥物研發國家意外受惠。
這就是川普政府必須從健保體系全方位去進行藥價調整的理性討論,絕不能讓民粹主義或遊說團體綁架了討論主題,如何同時降低保費,還能保有物超所值的新藥,川普過去曾盛讚過的英國NHS可以成為參考案例。
只有透過這樣開誠布公的細心討論,才能在全美享有低藥價以及美國持續保有全球藥物開發優勢兩者間取得平衡,為此,川普政府應該帶頭做示範。
(原標題為《Why Some Drug Prices Should Be High》,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延伸閱讀】
●《大家論壇》生醫前沿:未來千萬人將死於抗藥性微生物
● 愛滋醫治回歸健保給付 疾管署:讓疾病平權平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