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耶斯特
●德國慕尼黑大學經濟學教授
●德國慕尼黑大學Ifo中心總裁
德國新政府將須面對五大關鍵領域的經濟政策挑戰:數位化(digitalization)與自動化(automation)、人口結構變遷(demographic change)、全球化(globalization)、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和歐洲整合(European integration)。
在數位化方面,德國熱衷發展光纖網路,卻又害怕未受法規限制的新商業模式帶來的影響,例如優步(Uber)和Airbnb等「共享經濟」企業。德國常常陷入如此矛盾局面。
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必須思考如何處理這樣狀況。與其在全國廣鋪光纖網路,倒不如只是簡單滿足最需要網路的地區,否則可能會變得事倍功半。另外,政府也該重視相關法規制訂,確保謹慎的數位商業模式和民間投資不受干擾。
數位化總是帶來自動化與機器人化(robotization),但也很多人擔心就此丟掉工作,所以才會經常看到「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說法出現,至於資金來源則可從向機器人課稅下手。
但這樣作法是個極大的錯誤,敗給了我們正在面對的挑戰。德國領導者不應讓一大部分人拿取他人所賺取的工資,而是確保所有勞工都可以接受需要的職業訓練,以便在未來的勞動市場上可以獲得工作機會。
恰巧的是,德國的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下降問題,將在未來幾年導致勞工短缺,不過德國並沒有把握這眼前的大好機會,反而一直擔心技術勞工消失。這完全不合理。德國農業在1900年占了勞動力38%,到了2000年僅剩2%,不過農業的全自動化並未帶來大規模失業。
德國的人口結構變遷將對國家公共財政帶來顯著影響,特別是社會保險制度,不過這次的聯邦議會大選中,縱使有許多理由都指出,退休年齡應該調高至70歲,但德國主要的兩大黨都反對這樣的想法。
用提高退休年齡鞏固法定退休金制度時常被批是十分不公平的作法,因為一些要求體力的工作,如護士和粗工,是不可能工作到70歲才退休。不過這種問題應該透過調高薪資與傷殘保險來解決,而非倚賴退休金。此外,只要願意依照規定少拿保險金,還是可以選擇提早退休。
不管全球化是以移民或是貿易、資金與數據流動的方式呈現,全球化也同樣是相當巨大的挑戰──即使德國在近幾十年從中受益不少。一般而言,全球化縮小了國家政策的影響規模,這點對德國更是如此,因為德國和歐盟簽署國際協議,所以被當作一個群體看待。
跨境行動力(cross-border mobility)不斷成長,使德國也承受嚴重的競爭壓力。德國想要吸引企業和投資挹注,但同時也希望盡可能創造高薪資職缺,因此德國從資質高於一般水準的移民身上獲益。這些移民賺得夠多,繳納的稅收也就高於國家提供給他們的福利。為了引進資金和高技術勞工,德國必須想辦法維持低稅率,但這也限制他們利用稅收作為重分配的手段。
現在,德國還可以負擔「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模式,但全球化經濟影響下,德國不能依賴國家稅收撐起的補助,期望用其補足未來社會安全體系的缺口。簡單扼要地說,德國不能永遠維持低稅率,又同時大方提供社會補助給低技術勞工,總有一天,福利制度會崩然瓦解。德國應該與歐盟其他國家合作,保證移民並非只是貪圖福利而來。
要想保持競爭力,德國必須改變對投資與創新的課稅方式。法國總統馬卡洪(Emmanuel Macron)已經宣布取消富人稅,而且大幅調降企業稅。瑞典、英國和美國也同樣都宣布降低稅率。
不管德國政府喜歡與否,都無法躲掉全球的降稅競賽,不過再怎麼想改進稅制,德國絕不能允許某些產業完全規避繳稅,尤其是那些高度數位化的商業模式。
氣候變遷是全球化的另一條支線,因為在這方面,德國同樣無法單靠己身之力阻止全球暖化。但是,政府必須與歐洲夥伴合作,制定全球氣候協定,同時採取措施,降低氣候變遷對國內的影響。
不過,德國在追求減碳時,應該同時注意成本與成效之間的平衡,因為只有在氣候議程(climate agenda)受到社會認可,才能成功。
從這觀點來看,選擇性介入將適得其反,如建議在2030年後禁用內燃機。更好的方法是將公路交通納入《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的排放測量體系,這樣一來就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減碳效果。
德國新政府最後一項重大挑戰便是歐洲政策。德國需要歐盟解決當前危機、深化內部市場,以及制定共同防務和安全政策,進而使德國在歐洲整合中受益。聯合軍備採購和更緊密的軍事行動合作能夠大幅增進效率,並降低歐盟成員國的預算負擔。
此外,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EMU)亟需改革。德國不應該坐等新危機爆發,而是應該監督歐洲銀行減少持有國內政府債券。對於發行過多債務的成員國,債務重組的負擔應該由債權人獨自承擔,而不是其他國家的納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