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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維斯

●土耳其前經濟部長

●聯合國發展計畫署前專員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 

 

全球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增成長正在加速。但儘管危機後很多重要經濟體的監管機構大力推動和銀行業去槓桿化，全球整體債務佔GDP比率（total gross debt-to-GDP ratio）卻從2008年經濟危機前的210％上升至近250％。這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復甦持續性的質疑，甚至有人認為利率上升可能會引發另一場全球危機。那麼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大家首先要記住債務是負債也是資產。既然我們不欠外星人任何債務，因此在一個封閉經濟體中總體債務和相應的資產規模必然相互抵消。因此，重要的是債務與資產的組成情況——或者簡單來說，誰欠了誰什麼。

中國債務占GDP高達250 ％

例如，高公共部門負債顯示可能需要加稅——與美國共和黨立法者提出的稅改案相反——和/或利率上升（實際或名義上的，取決於貨幣政策和通膨率）。如果債務主要是欠外國借款人的話，利率風險就會因匯率風險而加劇。

民間債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類型：對沖型，債務人的現金流能夠支付所有負債；投機型，現金流只夠支付利息；或者是連以上兩點都做不到的龐氏（Ponzi）型。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解釋的那樣，投機型或龐氏騙局型債務比重越高，因信心衝擊而引發突然去槓桿化浪潮的風險就越高，而該浪潮很快就會演變成全面的金融危機。

對政府、民間債務來說，到期日意義非凡。較長的到期日代表有更多的時間進行調整，也降低信心衝擊風險。

雖然把重點放在簡單的總量數字上沒什麼意義，但公共和私人機構研究人員都傾向如此做。以希臘債務危機報導為例，新聞頭條都集中在債務佔GDP比率從2007年的100％上升到今年的180％上，卻很少關注民間債務。事實上，隨著國外公共債權人取代私人債權人以及利率下調，希臘的整體債務雖然仍然很高，卻已變得更可持續。而其可持續性的延續將部分取決於希臘GDP發展——也就是債務比率的分母。

在評估全球最為關心的中國債務方面也存在著類似錯誤。單看數字顯然有點嚇人：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現在約250％，民間債務則相當於GDP的210％左右。但在那些被定義為銀行貸款、公司債券的民間債務中其實有約2/3實際上被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持有的。中央政府對這上述兩方都有很大的控制力。

美國經濟成長抵銷高債務衝擊

中國最大的風險可能來自影子銀行，因為缺乏可靠的資料。另一方面，近年來民間債務比率的大部分成長可能是影子銀行體系部分正規化的結果——這一趨勢對經濟穩定而言是一個好兆頭。

此外，中國還有更多利多因素：大多數債務是以人民幣持有的；該國擁有接近3兆美元的巨額外存底；儘管近年來有所鬆綁，但資本管制仍然有效。這等於是國家領導階層有一筆公共政策專項資金可以拿來緩和金融動盪。

在其他新興經濟體中也有一些關注的問題，整體而言，情況仍相對穩定。儘管民間負債額近來一直在上漲，但其水準仍然可以容忍，而公共部門的債務佔GDP比率只算是適度成長。

至於已開發國家中，沒有理由相信日本債務危機即將爆發。得益於即將進行的稅收大動作，美國的公共債務將有所增加；但至少在未來一兩年內這種衝擊會被持續經濟成長加速抵銷。雖然銀行體系持有的低品質資產可能阻礙歐洲經濟復甦，但也不太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地緣性政治風險不容小覷

簡而言之，短期內全球不太可能出現大型的債務危機風險。相反的，現階段似乎是為持續提升資產估值，以及需求驅動型成長而量身訂造的。

儘管如此，地緣政治風險不能被低估。雖然市場傾向於無視本地性政治危機甚至更大的地緣政治挑戰，但某些局面可能失控。尤其是北韓核威脅依舊嚴峻，甚至可能突然升級以致美國、中國衝突風險增加。

中東地區也還是一個嚴重不穩定性的來源，波斯灣地區緊張局勢可能可以因為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間敵對而更加劇，或者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爆發動盪也具有一定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可能最終會與美國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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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出現這麼一個嚴重損害全球經濟短期前景的重大地緣政治動盪，也會出現嚴重的中長期風險。科技時代出現的工作、技能錯誤配置導致持續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將壓抑經濟成長，除非進行包括控制氣候變化的困難的結構性改革。

只要地緣政治形勢依然可控，政策制定者就應該有時間去實施必要的結構改革。但機會之窗不會永遠開放。如果決策者像美國那樣把時間都耗費在涓滴經濟理論（trickle-down sophistry）的詭辯上，全球就將會面臨嚴重的經濟困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Is Another Debt Crisis On the Wa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