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斯曼
•1956年生
•曾任委內瑞拉計劃部部長(1992年-1993年)
•現職為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主任
由於委內瑞拉的人道主義災難日益惡化,該地區及其他地區的政府都在思考如何應對,而或許也是時候讓民間社會去創造一些新的行動方式了。
根據麻省理工學院「10億價格計畫」(Billion Prices Project)的估算,委內瑞拉1月的食品價格通膨率達到了117.6%,相當於一年113萬%。與此同時,當地貨幣的匯率正以每年超過70萬%的速度貶值,而實際購買力(去年12月時僅夠折算為每天1400大卡熱量的食物)也進一步下降。今年1月初發表的一項調查估計,已經有近400萬人離開這個國家,幾乎和敘利亞的難民數量一樣多。
美洲和歐洲的政府都發現自己正面對一個極為錯綜複雜的局面。如果這個問題僅是嚴重違反《美洲國家組織民主憲章》(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Democratic Charter)——該組織秘書長奧馬格羅(Luis Almagro)深深認為如此——那麼可以規畫一個以月或年為單位計算的解決方案。但委內瑞拉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
現在,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的違憲統治依靠的,是一連串緊急法令和集各項權力於一身的一黨專政,以及非法成立的「制憲議會」(constituent assembly),無視民選的國民議會,同時四處查禁反對派政黨。但這錯誤統治的影響之大,如今委內瑞拉餓殍遍地,醫療衛生系統崩潰,暴力和傳染性疾病實際上已經失控。
在這種情況下,以人命計算的時間成本極為高昂,也是我為何會在最近提出1個涉及國際軍事援助的政治解決方案,支持由國民議會任命的新政府。以巴西為首的一些拉丁美洲國家迅速發表聲明,表示不會考慮這一選項,還有一些學者和媒體人士也反對這個想法。
但這些人也都沒有提出更好的解決辦法,只是寄望於以美國為首的個別制裁或石油禁運。隨著情況不斷惡化,所有人都將不得不重新考慮自身選項,而他們似乎就是無法設計出一個更加容易接受的方案。
民間社會也是時候去採取行動。事實上,針對委內瑞拉所發展出來的解決方案,可能會重塑對其他地區類似危機的反應。
哈薩維(Oona Hathaway)和夏皮羅(Scott Shapiro)在優秀著作《國際主義者》(The Internationalists)一書中描述了理想主義的1928年《非戰公約》(Briand-Kellogg Pact)及其繼承者是如何大幅減少征討戰爭的。他們達成的方式不是透過軍事手段與反抗侵略者,而是拒絕承認後者對侵占地區的主權。然後哈薩維和夏皮羅進一步推論,儘管缺乏集中式的國際執法機制,但是在貿易、環境保護和稅收協調等領域的國際合作也都獲得顯著進展。同樣地,最關鍵的是拒絕認可流氓行為者。
從古代冰島對那些違反社會規範的人進行長期流放或短期放逐的傳統中,哈薩維和夏皮羅得到他們的知識線索。因為生活的核心是社會交往,把人們從他們藉以生存發展的網絡中切割開來是相當有效的懲罰——還可以透過去中心化的方式來進行。
我們的食衣住行、買賣交通、儲蓄借款和旅行上網都得依賴於他人,也需要從他人獲得應有的尊重。無法獲取這些連結的生活就形同一個活生生的地獄。
雖然切斷這些聯繫是否有助於遏制可能崛起的暴君及追隨者還有待考察,但這肯定值得一試。
因此還有另一項提議。委內瑞拉的民間社會機構,比如獲得國際獎項的刑事司法論壇(Foro Penal),應該以眾籌的方式準備一份精心編撰的政權追隨者名單。該名單應包括所有那些濫用國家權力或施行違憲統治來嚴重侵犯人民權利的人。其中應包括政府部長,選舉委員會成員,最高法院以及那些兼任制憲議會成員的人,還有檢察總長,國民警衛隊和民用軍事情報等部門的領導者。
但一個獨裁國家所依賴的追隨者可不僅止於此。檢察官、普通和軍事法庭法官、員警、國民警衛隊成員、安全人員和其他捏造指控、虐待囚犯、拖延或否定正義的人也應包括在內。還有那些民兵和「查維茲主義」(chavismo)武裝集團的成員,包括那些恐嚇人民、強迫公職人員按照命令投票或採取特別措施否則就予以開除的人。
像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這樣的可信機構應審核名單,證實資訊的準確性,並給予被告申辯的機會。但這不是刑事法庭。使用清單恰恰是因為委內瑞拉的法律實際上賦予執政者的不是限制而是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幫助維持該政權的人都應受到懲罰。
由於這份名單是公開的,應鼓勵政府、企業和組織驅逐指定人員,以免損害自身的聲譽。利馬集團(Lima Group)的12個拉美成員國、美國、加拿大和歐盟等國家和地區都應該拒絕向這類人發放簽證和提供本國公司的服務。銀行、航空、信用卡和社交媒體公司、連鎖酒店、社團俱樂部與其他組織也應參與其中,避免被視為透過為這些罪犯服務牟利。這份名單應該分階段(也是隨機)公開,讓這些追隨者有時間去脫離該政權,令政權最終崩潰。
這個策略的目的不是復仇,而是要實施一種去中心化的懲罰方式,大大提升專制政權肆無忌憚侵犯他人權利的成本,讓他們無法去打造一個骨幹群體,假藉「只是服從命令」之名,就似乎免除了道德責任。事實上,絕大多數黨徒早就把家人送到了國外,讓他們免於遭受自身所造成的混亂,因此把這些人的配偶和子女放在名單上會使流放措施變得特別有效。
在民主國家,我們認為實現正義是政府的責任,但在像委內瑞拉目前的局勢下,世界需要有效和廉價的方式來實現去中心化的威懾手段。畢竟我們自己才是同胞的守護者啊!
(原標題為《Justice Without Borders for Venezuela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