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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毅仁

 

●《紐約書評》前編輯

● 著有《東京情史：回憶錄》

 

居住在馬里蘭州卡羅爾頓的卡羅爾（Charles Carroll）是1776年唯一簽署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羅馬天主教徒。儘管身為開國元勳，但身為天主教徒的卡羅爾卻被禁止擔任公職。

這種情況直到1789年才發生改變，當時憲法禁止國會成立任何宗教，而宗教信仰也不再成其為對尋求公職者的測試。

並非所有人都樂於接受這種政教分離。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被某些人攻擊為危險的異教徒，而狂熱分子相信，如果他當選總統，美國的宗教將會消亡。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希望宗教重新回到公共和政治生活的中心。這大概就是美國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這位極端保守的天主教徒在譴責「世俗主義者（secularists）」「襲擊宗教和傳統價值觀（assault on religion and traditional values）」時所要表達的內容。　

認為天主教徒是自由仇敵和潛在叛徒（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忠於羅馬）的偏見同樣很難消除。在1821年，亞當斯（John Adams）想要知道，天主教是否可能存在自由政府。英美自由和民主傳統上與頑強的新教個人主義相關，天主教徒被認為扮演了宗教階層的反動奴隸角色。個人主義的新教徒勤勞、思想自由，（在物質和精神上）竭盡全力提升自己，而天主教徒卻落後且時常懶惰。

天主教徒不適合資本主義的觀點在20世紀初由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新教徒）提出。甘迺迪（John F. Kennedy）是美國歷史迄今唯一信奉天主教的美國總統，也不得不在競選期間明確聲明，自己忠誠於憲法，而不是梵蒂岡。

反天主教偏見也在英國反歐洲統一的敵意中發揮了一定作用，歐洲統一有時被視為恢復神聖羅馬帝國的教宗的陰謀。

美國司法部長的尖銳觀點並不是時代發生重大變化的唯一跡象。

僅有一位最高法院法官是新教出身（格爾索，Neil Gorsuch），而且就連他也在天主教家庭背景中成長。有3名法官是猶太人，另外5名是天主教徒（有人甚至與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法西斯西班牙蓬勃發展的秘密組織主業會（Opus Dei）有聯絡）。

另一項歷史變革始於20世紀後半葉，那就是福音派基督教徒（evangelical Christians）與保守派天主教徒（conservative Catholics）的政治聯盟。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新教徒樂於接受憲法對其宗教生活不受國家干預的保護，只要不干涉宗教信徒的生活，可以將公共領域讓給精神上保持中立的政府。這種狀況在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後發生了改變，許多白人基督徒對此感到震驚，尤其是在南部各州。

今日，福音派人士像天主教保守派人士一樣，都是美國現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最狂熱的支持者，他們同樣認為，家庭和信仰正受到來自自由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的圍攻。

對這兩個群體而言，川普不信教、生活也遠非傳統基督教道德典範的現實，根本無關緊要。能源部長佩里（Rick Perry）等人認為川普是「被上帝選中的（God’s chosen one）」。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不久前暗示，川普是為拯救以色列「而生（raised）」。

蓬佩奧表示，身為一名基督徒，當然相信這種可能。

將這種說法視之為偽善，則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這種類型的崇敬並不要求領導人在道德上無可指責。即使是罪人也可以完成上帝的工作。

因為不願被指責抱有偏見，人們有時不願明確美國公眾人物的宗教背景，但瞭解某類信仰的歷史在這個異乎尋常的時代至關重要，尤其是對理解這位有罪總統身邊被美國的信眾所包圍，信眾們堅信上帝讓總統進入白宮就是為了拯救以色列和救贖邪惡世俗。

顯然，並非所有天主教徒全都反動。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就不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像班農（Steve Bannon）這樣早期影響川普意識形態的天主教徒會對他極端厭惡。曾在20世紀6、70年代盛行於南美洲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曾是一項左翼激進運動。而川普主要政治對手之一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則是像巴爾一樣的天主教徒。

但現實中卻存在一種植根於歐洲的天主教，它從來就與法國大革命無法調和，大革命打破了教會的世俗權力，並同時推翻了專制君主制所依賴的君權神授（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最具發言權和影響力的反動思想家之一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認為，沒有君主制和教會的神聖權力，社會將陷入一場不道德的混亂中。

這樣的反啟蒙思想從未消失過。

它在法國推動了右翼民族主義運動，如反自由、反猶太和反世俗的法國行動（Action Française）。但天主教保守派並不是唯一反對法國大革命世俗主義遺產的基督徒。直到與其他教派合併為基督教民主黨，荷蘭主要的加爾文主義政黨一直以反革命黨來命名。

當代天主教保守派和福音派試圖將政治注入其宗教信仰，這顯然與法國大革命的理念不相融，法國大革命試圖保護自由不受宗教侵犯，同時也不符合美國大革命理念，因為美國大革命試圖在宗教中尋找自由。上述兩個團體都瞄準了政教間精心搭設的屏障。

這樣做充滿危險，不僅因為它助長了不容忍情緒，而且因為它本著邁斯特精神挑戰了傳統觀點，那就是政治理念應當以人類理性為基礎。

一旦政治衝突變成信仰碰撞，就失去了妥協的可能，信徒不能就神聖的原則討價還價。對於那些將川普視為上帝代理的人而言，其對手所指責的瀆職行為合理與否並不重要，他們必須保護他。

將這種做法稱為不合理是誤解了他們的保護，你不能和上帝爭論。

或許川普的崇敬者基本盤並不足以在2020年後仍讓他留在白宮，但這樣的狂熱信仰很難與解決問題的合理計畫相容。

這解釋了為什麼聽到美國高層政府人士的政治言論會如此令人感到不安，因為上述言論本應是屬於教會的，他們正在挑戰美國的建國原則，並很有可能最終勝出。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merica’s Sacred Polit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