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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未來在發生之前都不止一種，任何構想COVID-19疫情發生後的地緣政治的視角，都必須包括一系列可能的未來。我認為2030年有五種未來很有可能，但顯然也可以想像出其他未來。

全球化自由秩序的終結。二戰後由美國建立的世界秩序所創造的機構框架帶來了國際貿易和金融的大幅自由化。即使在COVID-19疫情爆發前，這一秩序便已經受到中國崛起和西方民主國家民粹主義抬頭的挑戰。中國受益於這一秩序，但隨著其戰略份量的增加，它日益要求制定標準和規則。美國不願如此，機構因此削弱，主權呼聲增強。美國仍身居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之外。COVID-19削弱了美國的「系統管理者」地位，從而增加了這一情景的可能性。

類似20世紀30年代的極權主義挑戰。大規模失業，不平等性增加，社區因疫情相關的經濟變化而遭到破壞，這些因素為極權主義政治創造了溫床。有的是政治創業家準備利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贏得權力。本土論和保護主義日益抬頭。對商品和人員關稅和配額日增，移民和難民成為替罪羊。極權主義國家試圖鞏固區域利益範圍，各種干預增加了暴力衝突的風險。其中一些趨勢在2020年之前便已顯露端倪，但萎靡的經濟復蘇前景（因應對COVID-19疫情不力）增加了這一情景的可能性。

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隨著中國馴服了疫情，其與其他主要力量的經濟距離急劇變化。中國經濟到21世紀20年代中期超過衰落的美國，中國對於曾經的潛在競爭對手（如印度和巴西）也拉開了領先距離。在與俄羅斯的外交權宜聯姻中，中國日益成為強勢一方。毫不奇怪，中國要求獲得其增長的實力相稱的尊重和禮遇。一帶一路計畫不僅用於影響鄰國，也影響著歐洲和拉丁美洲的遙遠友邦。在國際機構中投票反對中國代價過於高昂，會影響到中國的援助和投資，以及世界最大市場的准入權。西方經濟因為疫情而相對中國被削弱，中國政府和大公司能夠隨心所欲地影響機構，制定標準。

綠色國際日程。並非所有可能的未來都是負面的。許多民主國家的民意是將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列為更加重要的工作。一些政府和公司正在重新組織應對這些問題。早在COVID-19爆發前，你就可以預測各國關注綠色問題將成為2030年的國際日程的特點。通過強調人類與地球健康之間的聯繫，疫情加快了這一日程的落實。

比如，美國公眾注意到，7000億美元的防務支出並未阻止COVID-19殺死比1945年後所有戰爭殺死的總數都要多的美國人。在國能政治環境有所變化的情況下，美國總統將提出「COVID馬歇爾計畫」、為窮國提供疫苗並強化它們的衛生體系的能力。1948年的馬歇爾計畫符合美國的自身利益，同時也符合其他國家的利益，對隨後幾十年的地緣政治形態造成了深遠影響。這樣的領導力增強了美國得軟實力。到2030年，綠色日程將成為國內好政治，並產生類似的地緣政治影響。

相同地。2030年看待COVID-19就像1930年看待1918-20年大流感一樣不討喜，長期地緣政治影響有限。先前的條件仍然存在。但是，隨著中國力量的崛起，西方國內的民粹主義和極化，以及更多的極權主義體制，也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經濟全球化和對環境全球化的重要性的認識，勉強承認沒有國家可以單槍匹馬解決這些問題。美國和中國將設法在疫情和氣候變化問題上合作，即使在南海和東海航行限制等問題上仍是競爭關係。友誼有限，但對立也被遏制。一些機構將消失，另一些得到修訂，也會有新的機構成立。美國仍然是最強大的國家，但影響力已不可與從前同日而語。

這四種情形的每一種成為2030年的近似未來的可能性都在十分之一。換句話說，當前COVID-19疫情對2030年地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的幾率不到二分之一。一些因此可能改變這些可能性。比如，有效、可靠、廉價疫苗的迅速開發並實現廣泛的國際分配將提高一切照舊的可能性，降低極權主義或中國情形的可能性。

但如果特朗普的連任削弱了美國的盟友和國際機構，或者破壞了美國的民主，那麼一切照舊和綠色情況的可能性就將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一開始被疫情削弱的歐盟能成功實現成員國應對措施成本共擔，那麼它有可能成為重要的國際行動方，有能力提高綠色情形的可能性。

還有其他影響，COVID-19可能帶來與醫療和教育不平等性有關的重要的國內變化，以及刺激建立更好的機構安排為下一場疫情未雨綢繆。估計當前疫情的長期影響並不是為了精確預測未來，而是為了權衡機率，調整當前政治。

（本文由PS官方提供翻譯，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Post-Pandemic Geopolit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