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討論了過去四年（和更長時間段），美中關係的「不變量」、「初始條件」。在此基礎上，本文繼續通過討論拜登和川普的不同點，進而分析拜登理念和風格對以後四年美中關係的影響。

第一，拜登的國際關係觀是多邊主義而不是雙邊主義，會大幅調整國際關係，但不會走以前的老路。

川普不喜歡多邊主義，他在國際多邊舞臺的角色是破壞者和搗亂者。川普扮演的角色是「惡霸」，憑著力氣大，指哪打哪。而拜登扮演的角色則是「帶頭大哥」，在實力之下，還講究共同價值觀，「以德服人」。川普給中國奪得國際組織的話語權，拜登重返國際多邊主義舞臺就要「奪回」失去的影響力和領導權。這將有力回擊中國「打包美國體系」的計劃。

拜登已宣佈，在上任第一天就會重返巴黎氣候協議，也表示將放棄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這兩項都會受到國際社會廣泛歡迎。中國而言卻遠非好事。

在氣候協議上，原本美國要拉中國簽署協議，這被視爲「美中攜手可以幹好事」的典型例子。但在當年歐巴馬時代，中國不肯減排，美國要拉住中國，所以必須和中國成爲「夥伴關係」。但是在過去四年，中國已儼然以「對抗氣候變化的推動者」自居，特別是習近平還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宣佈，要在2060年前達到淨碳排放歸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就不再需要「求中國」了，反而會監督中國「如何歸零」。換言之，中國無法再打「氣候牌」。

在世界衛生組織上，美國會用更積極的姿態（也會更能拉攏其他國家），要求徹查病毒起源乃至追責中國、改革世衛。美國新開發成功的疫苗也將會對中國「疫苗外交」構成巨大威脅。

在歐巴馬時代，另一項需要「美中合作」的事項是對抗恐怖主義。然而，現在恐怖主義在世界範圍聲勢大不如前，也無需「美中合作對抗」了。

這說明了，在四年前，歐巴馬認爲「美中應攜手合作」的事，實際是美國要求中國「幫忙」的事，現在不是位置調轉過來，就是因素已經不再重要。

美國也將爭取重奪過去四年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取得的話語權，特別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不過和世界衛生組織相比，世界衛生組織需要美國的資金和技術，人權理事會對美國的依賴度很低，美國不太樂觀。

第二，拜登和很多民主國家共用普世價值觀，有助組建「抗中大聯盟」，但會進一步推開俄羅斯。

在美中對抗的大局中，歐洲偏向何方至關重要。而偏偏，川普四年破壞得最嚴重的是美歐關係，中國在過去四年就積極拉攏歐洲。現在，雖然美歐矛盾依然存在，但拜登這位讓歐洲有「天亮了」的感覺的總統上任，應能弭合美歐分歧。

在印太區域，如筆者討論過的，印太戰略得以組建、成型和實體化，更多在於中國的「推力」而不是美國的拉力。拜登上臺，反而更有利構建同盟。其一，拜登不會像川普一樣，對軍費斤斤計較。川普動輒指責印太國家「佔美國便宜」，把在盟國駐軍變成「收保護費」，對日本、韓國、印度甚至越南都打貿易戰，這些都非常損害盟國和潛在盟國的感情。其二，川普常強調「戰略上確定，戰術上不確定」，不但自己說話一天一個樣，自己說的和手下官員說的往往還不同。這聽上去能讓談判對手捉摸不定，便於施壓，但實踐上很糟糕。因爲就連自己盟友（或許川普根本沒有把他們當成盟友）都分不清川普口裏的戰略是什麽，戰術是什麽？以致它理論上是要迷惑敵人，實際上把盟友也迷惑了，分不清美國誰說了算，哪句話真哪句話假。於是擔憂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川普「賣了」。

更何況，美國和東亞盟國的軍事條約，大多本來就戰略不清晰。舉個例子，為什麼釣魚島屬不屬《美日安保條約》的覆蓋範圍一直要美國總統確認？因為條約本身很曖昧，以致本來是條約，卻變成「政策」，這才要每個總統上臺後都確認一次。《美菲聯防條約》也是這樣，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為什麼在這四年這麼親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被川普的「不確定」嚇怕了，擔心萬一和中國開戰，美國根本不理。拜登一被宣佈為總統，杜特爾特在東南亞第一個祝賀。

但對打造「抗中大聯盟」方面，民主黨由於極爲仇恨俄羅斯，拜登也把俄羅斯當作頭號敵人，因此俄羅斯會更和中國抱團。但話說回來，這四年，川普也沒有「聯俄制中」，俄羅斯和中國關係越來越好。

總之，在國際大國政治的棋盤上，又會重新演變為美歐印太聯手對抗中俄的格局。

第三，拜登相信「合作共贏」，不會逼其他國家選邊站。他尊重國際規則，不用「懲罰方法」要求站隊，很多國家仍會「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

拜登的全球觀還是「合作共贏」那套，即便他意識到中國威脅對中國強硬，但沒有川普政府那套「非敵即友」的敵我思維。最受此影響的，不是美中關係，而是民主黨不會像川普政府那樣強硬推動其他國家「二選一」站隊抗中。

比如很多東南亞國家（乃至一些歐洲盟國）都希望「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不選邊」。在川普時代，「選邊站」的壓力越來越大，因爲川普會用突破常規的方法施壓。

在民主黨時代，推動盟國某種政策通常採用「說服」加「獎勵手段」，即如果盟國同意美國的意見，會給盟國更多好處。但這種手段不經常有效。歐巴馬當年號稱「大量外交資源」去阻止歐洲國家支持中國的亞投行，結果反而是傳統盟友英國第一個支持中國的笑話。

到了川普時代，用得最多的是「懲罰手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全球「追殺華爲」。「追殺華爲」無疑具備合理的安全憂慮，但說實話能呈現的證據有欠缺，說服力不足。這也可以理解爲什麽不少歐洲國家一開始都不願支持，因爲他們要做出「封殺華爲」，除了會得罪中國之外，也面臨國內的法律挑戰，並非想如何做就如何做。美國除了反覆游說施壓，還以威脅斷絕情報來往這種方法「懲罰」。拜登肯定做不出。

因此，拜登上臺有利組建「抗中大聯盟」，但這種聯盟的強度一定不如川普時代。很多「中間國家」依然會像四年前那樣兩邊下注，兩不得罪。

第四，拜登是一個「溝通者」，會和中國「又傾又砌」，緩解「外交關係戰」。

在過去幾個月，隨著「外交關係戰」，美中關係墮入建交以來的低谷。川普說「不想和習近平打電話」。6月，蓬佩奧在和楊潔篪夏威夷會面後，就不再與中國接觸。中國外長王毅等7月向美國喊話「求和」，要求雙方儘快恢復接觸，「啟動和開放所有對話管道」，還建議列出「三份清單」。美國也沒人搭理。在蓬佩奧演講的「美四篇」的壓軸篇中，乾脆把中國定義為「不相信再核實」，比當年對蘇聯的「信任再核實」還糟糕。到了美國駐中國大使布蘭斯塔德連在《人民日報》發文也不獲接收，灰溜溜地回到中國。美中外交的高層溝通就全斷了。不得不說，這種狀態很不正常，但屬於川普時代高壓戰術的操作。

這種風格在拜登時代會改變。拜登是一個「溝通者」，一定會恢復和中國「又傾又砌」（又談判又打）。這種風格是否會回復到以前那種「中國式的拖延戰術」的節奏呢？

從王毅的「三份清單」倒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這三份清單是合作清單、對話清單、管控清單。中國以往一直在戰略要價上模糊以對，歐巴馬就多次希望知道中國的清晰訴求，中國就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如「太平洋很大可以容納中美」）搪塞。這是中國「保持接觸、敷衍、拖延」的慣用招數。中國這次破天荒提出「三份清單」的要求，顯然有從「敷衍」戰術讓步的意思。就不知道，在拜登上臺後，中國是不是認爲又能重新敷衍了。

在拜登治下，美中的「外交關係戰」是最可望儘快緩解的。這包括諸如停止「禁止共產黨人移民簽證」，停止驅趕「軍人背景學者」等，甚至可能重開休斯頓——成都領事館。這些措施在令美中關係的氣氛急劇惡化，但對「反中」的打擊的效力反而不大，更對「推翻中共」的目標無益。

第五，拜登支持自由貿易，但和中國的貿易戰不會停。

分析美中經濟關係的基本面需要更多的篇幅，這裏只能簡單說一下。

在貿易戰方面。在理想的情況下，在經貿關係上應對中國的最好方法是共和民主兩黨的大綜合，即一方面維持對中國的高關稅，一方面重新加入TPP，主導貿易規則，鼓勵產業轉移到「友好國家」。但目前無人能同時做到這兩點。

川普時代，關稅雖然打擊了中國，但對其他國家也一律打貿易戰，又在兩方面抵消了對中貿易戰的效果。第一，打擊了包括盟國在內的支持自由貿易的國家（特別是普遍支持自由貿易的亞太國家），傷害了這些國家的利益和感情。第二，沒法更好地鼓勵對美國的供應鏈從中國移到其他國家（因爲對其他國家也徵收關稅）。同時，由於美國用工成本太高，所謂「製造業回流美國」言過其實。像郭台銘要在威斯康辛建工廠，四年之後，面目全非。對中貨物貿易赤字也沒有減少到目標，川普當政四年的貿易赤字會比歐巴馬第二任期的四年還大。（順便說一句，貿易戰第一階段的採購目標也差得遠）。

拜登自己本人並不是貿易保護的粉絲，如果可以的話，他第一選擇必定寧願重返TPP，構建把中國排除在外的「關稅和供應鏈同盟」，降低對中國貿易的依賴度。然而，重返TPP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即便民主黨內對TPP的反對聲音都很大，何況還有虎視眈眈的川普。在這種情況下維持對中國的高關稅，同時儘快和其他國家「貿易戰休兵」當是最可行的路徑。這在亞太國家簽訂了RCEP之後，任務尤爲緊迫。

對中國有利之處，是民主黨政府背後的華爾街大財團和大科技公司都對民主黨政府有很大的遊說能力。他們都整體上都支持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特別是要求中國開放市場，他們會成爲中國的說客。但反過來說，如果美國要「脫鈎」，中國要「反脫鈎」，那麽中國限制美國公司就左右爲難，因爲一旦限制美國公司，就加速「脫鈎」，適得其反。

在科技戰方面，如前所述，科技競爭已成爲美國政界的共識，以前那種大規模的科技轉移已告一段落。拜登打科技戰有兩個優點。首先拜登支援移民，這有利吸引更多高科技人才到美國和留在美國，支持美國科技戰。其次，川普政府使用的手段主要是引用《緊急狀態法》發佈行政指令，而有一刀切的嫌疑。在美國這個法治社會，如果沒有足夠的國安證據，很容易受到法律挑戰。川普禁止微信和Tiktok都被法庭頒佈暫緩令，就是明證。和川普「法令治國」不同，作爲建制派的拜登更尊重法律，會嘗試從立法方面制定措施。比如考慮在國會通過《中國對等法》，讓制裁有更堅實的法律基礎。

第六，對台灣支持不會有變化。

在台灣問題上，共和民主兩黨以往的差別就不大。川普政府特別親台是個特例。但台灣自己的原因也非常重要。第一，在過去四年，台灣始終由「不親中」的民進黨執政，在蔡英文連任後，美國進一步消除了台灣「賣美」的疑慮（相反，如果親中的韓國瑜上臺，美國就會用另一種態度了）。第二，台灣的戰略地位太重要，美國要和中國爭霸，不可能放棄這麽一張地緣政治的好牌。第三，台灣在高科技方面，尤其是鎮山之寶台積電，既扼住了中國高科技的咽喉，也補上了美國的短板，是美國科技戰不可或缺的同盟。

而且，在過去四年，民主共和兩黨接連一致通過了三個有利台灣的法案（《台灣旅行法》、《東亞再保證倡議法》、《臺北法》），這些在法律層面鞏固了這四年的進展，並非「政策」可以回滾。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全國大會的行動綱領上，首次拋開了「美國的一中政策」的論述，比共和黨走得更前。而且，民主黨政府和民進黨政府共用類似的價值觀，這反而有利雙方加深合作。至於有人擔心，台灣輿論在大選中如此撐川普，民主黨會不會報復。這太小看勝利者的胸懷。因此，民主黨上臺不會改變親台政策。

鑒於民主黨遵守國際規則的傳統，美台關係很可能不會突飛猛進，但保持在現有水準是可以期待的。在共和黨打好基礎的情況下，民主黨不可能往後退。注意在「80天驚奇」中，台灣可能是「最驚奇」的那個。民主黨以後對台灣立場爲何，很可能就由這「80天驚奇」所設定。

第七，拜登比川普更注重人權，對香港新疆西藏支持更堅決，但只有「量」的變化，不會有「質」的變化。

川普本人不喜歡「干涉他國內政」，對人權問題不感興趣。川普政府最近兩年對香港、新疆、西藏的強硬政策，不是被國會推著走，就是被「戰略鷹派」推著走。如果可用來交換川普最看重的貿易利益，那麽未必不會否定戰略鷹派的強硬建議（如在2019年香港逃犯條例事件中一樣）。直到今年被「中國病毒」激怒了，才任由戰略鷹派爲所欲爲。

相反，民主黨一向注重人權，不會像川普那樣把這些人權問題當作利益交換。但同時缺乏共和黨戰略鷹派那樣大膽的措施，在「質」上進行突破。比如在香港問題上，如果香港事件發生在民主黨執政期間，我不認爲他們會廢除《香港政策法》。但如前所述，既然共和黨已做了「醜人」，民主黨也沒有理由反轉。因此，拜登上臺後，在港、疆、藏問題上會在「量」上更強硬。

同樣，「80天驚奇」也會進一步設定美國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就在這幾天，在新疆問題上，蓬佩奧把「東突厥斯坦運動」剔出「恐怖組織」的行列，在香港制裁了四名高官。

最後的結論

本文主要通過美國方面的因素分析了往後幾年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毋庸置疑，這是遠遠不夠的，美中關係是互動的，中國如何應對也會塑造美中關係，而且美中關係也受其他國家的政策影響。這些都需要更長的篇幅去處理。

四年前，國際形勢從全球化逆轉，重新走向大國競爭的現實主義，這只是一個「小波折」還是長時間的趨勢，誰也說不清。現在拜登上臺，不禁令人懷疑有重回全球化的可能。但從中國挑戰美國霸權開始，美中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加上川普政府的加速，現在回到四年前的全球化已不可能。這不是以拜登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可以確信的，國際格局不會倒退到（川普喜歡的）十九世紀那種叢林社會，也不可能變成美蘇爭霸的「新冷戰」。中美不會「大脫鈎」，但會繼續「半脫鈎」進程。拜登不會追求「消滅中共」這種推翻政權的激進目標，也不會回復「戰略接觸」，而會力爭打贏科技戰的同時，通過構建「抗中大同盟」去「擠壓」中國的戰略擴張。這樣在過去四年美中關係在經歷「驟變」後，會預期未來四年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