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談的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麼？這個詞的關鍵不是「階級」（class），而是「中產」（middle）。這意味著一系列的位置變化，人們在較高和較低的位置間來回移動。

中產階級的中間性暗示了空間：我們在社會和經濟上的移動，是相對於占據較高或較低位置的人而言，有時較接近某些人，有時又較接近另一些人。這也意味著在時間上的移動：我們意識到在自己的生命週期中可以上升或下降。

家族裡連續幾代的人可能會做同樣的事，促成、持續或改變更宏觀的上升或下降軌跡。我們的不停移動，正代表著不安定。中產階級有時被描述為一個有抱負的群體，被觸手可及的富裕前景所吸引，但有時又被說成是個缺乏安全感的群體，縈繞心頭的是對失敗的恐懼。

誠如社會評論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所言：需要不斷努力來確保並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

我們談論中產階級時，「中產」的概念是被放大的，而與此相比，「階級」則被淡化了。事實上，正如一些理論家所指出的那樣，「階級」被淡化到說起「中產階級」幾乎就像沒有提到任何階級那樣。

這些理論家指出，如果與種族、宗教、國籍、性別或是性取向相比，「中產階級性」（middle classness）既非傳達一種深刻的認同感，也不會激發同一群體中（還得先承認真有這種群體）同儕的明顯忠誠。

其中一個原因是，與奴隸和主人、農奴和領主，甚至是工人和資本家的對比不同，中產階級沒有任何一個明確與之對立的階級。相反的，它以大量支離的個體形象取代了具凝聚性和精細劃分的群體。每個人都帶著個人的歷史、驅力和命運，似乎沒有固定的定義可以說明他們是誰、會做什麼或其處境可能如何。

成為中產階級的可能性，暗示了階級的流動性，無論是上升或下降，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中產階級性」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藉由努力、主動和犧牲來向上攀升，而如果反覆無常、懶惰或欠缺大志就可能會跌落。

這告訴我們，我們是自身命運和財富的主人。我們在社會同儕眼中的形象亦復如此：如果成功，我們必然是盡了最大的力量；如果失敗，一定是我們不曾努力，要怪就怪自己。

如果我們具有遠見，目光超越了工作的嚴格限制，看到未來自己的家庭因今日的投資而發達或衰敗，通常就會被歸於值得讚揚的一群。然而，如果無視制度約束（為維持收益而決定財產、工作和收入的價值，甚至自身命運的制度），那我們還是會被歸入同一群。

我們被命名為「中產階級」，這個名稱向我們所有人開放，從收入最高的專業人士和經理，到力爭上游的成功企業主和自僱的服務供應商，再到最低階人員和不穩定的實習生。只要能充分利用工作之餘的生活，同時仍可擁有或者將來可能擁有物質和人力資源（其價值可透過投資以維持或增強），都被稱為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這名稱，代表了我們對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以及自己如何生活的關切，彷彿那些都是個人的選擇和努力的成果似的。它還進一步體現了我們為了未來而做出犧牲的決心，彷彿這個未來僅僅仰賴個人的選擇和努力。

讓這個想法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只要我們的財產價值沒有太激烈的改變，同時也使我們比財產不如我們多的人過得更好，或者比沒有財產的情況能得到更完善的保護，免遭不幸之事影響，這就是我們的努力得到回報了。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將「為取得財產所付出的辛勞」視為審慎的投資，而非不得已的犧牲或是魯莽的賭博。

我們越是認真工作和學習、規劃職涯、為購屋或養老或兒女的教育儲蓄，越是全神貫注於這些努力，就越傾向於將我們的財富歸因於它，認定其重要性高於一切。而且，我們越是因期待更好的事物而延遲滿足，就越不願意將自己的放棄視為外部強加的，或是對個人毫無意義。我們不僅投資，而且還為自己的投資感到驕傲，為自己得以實現投資的舉措而驕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每一個發達經濟體中零星分布的安全網，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薪資成長的速度跟不上物價上漲，而隨著就業保護的取消以及隸屬於工會之勞動力的削弱，工作變得更不穩定。一方面因為公共產品和服務減少，另一方面是工作收入的停滯與不可靠，讓工人和公民迫切需要設法掌握任何可得的資源，來應對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

金融服務和金融工具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應運而生的必要性則是：身陷金融網絡中的所有人都須具備財務知識，一方面看出投資機會並具洞察力，能精明地運用金融工具，另一方面承擔風險並對其投資或是沒能投資的結果負責。這個責任通常包括自行減少開支以求家庭預算的平衡，並確保資金的流入和流出得以持續。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金融理財可以幫助我們購買工作收入所無法負擔的東西。要是我們理解到家庭債務和低收入是一體兩面的事，上述的事聽起來是很糟的。我們越是習慣使用信用卡、抵押契約和分期付款方案購買物品（當那些東西貴到我們無法負擔時，必然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的雇主便可以少付薪資。這樣一來，金融化便成為加劇我們被剝削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身為依賴房屋和養老金等資產（在講究速度和靈活性的投資環境中，它們相對較僵化且不具多樣性）的投資者，我們是處於不利地位的。第三個原因是，產業、公司和服務部門之間的競爭加劇，其中許多人被迫採取減產和裁員等措施，並且從他們繼續僱用的員工中榨取更多價值，以便能夠承受這種競爭並保證不被淘汰。

最後一點是，剝削行為變得如此抽象（雇員和資本家同樣承受由非個人化之市場所強加的壓力，由於必須為身分不明的眾多股東提供利潤，這種壓力也就合情合理），我們甚至不能怪罪雇主付的薪資太少了。

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化使我們的投資成為被剝削的對象。

為了存錢支付住房、高等教育或是為老年提供生活資源，我們所依賴的，都是不惜以任何社會代價支持盈餘積累的工具。藉由謹慎、認真地為家庭的福祉投資，我們同時也投資於一個透過管理工作和資源來控制我們的制度，而這種方式卻削弱了我們作為工作者和公民的權力。這令一些批評金融化的人，將其視為具有「同類相食」的特徵，將每個人剝削其他所有的人視為普遍現象。

在可行的範圍內，我們承擔了自己作為借款人、儲蓄戶和家庭成員所必需的長期規劃，一旦完成這所有的一切，我們便可忽略工作條件和公民身分，同時採取這些資產所代表的觀點。我們認為自己是透過自食其力的投資、謹慎的儲蓄、個人責任和長期策略來掌控自己的生活。我們將自己視為中產階級。

*本文摘自《 中產悲歌：面對薪資停滯、金融危機、稅賦不公，中產階級如何改寫未來？ 》，時報出版 出版。

【作者簡介】

哈達絲‧維斯（Hadas Weiss）

人類學家，學術界游牧民族，目前任職於馬德里高級研究學院（Madrid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她的人種誌研究包含了以色列、德國和西班牙金融化的社會基礎及影響。

她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大量文章，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翁尚均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博士，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文化行政職系公務人員正式退休，現專事英法文中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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