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結束已超過兩週，正式計票尚未完成，重要國際媒體雖已宣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當選，但現任總統川普仍未承認敗選，在無明確事證下一再宣稱選舉舞弊嚴重，動員支持者上街抗議，並在數州提起法律訴訟，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政權和平移轉，仍在未定之天。

稍早，智利歷經去年底大規模街頭抗爭，十月底順利完成歷史性第二次公投，有78.24%民眾同意制定新憲法，而且同意只由人民選出男女各半的代表組成制憲會議草擬新憲以取代高修憲門檻的舊憲法。這兩個事件的啟示：民主政治仍是解決重大社會衝突最佳機制，政治人物的意識形態不能凌駕民主制度。

去年智利大規模街頭抗爭導因於捷運漲價(漲幅約為新台幣1.2元左右)，引發早已對社會各種不公平(年金制度、高學費與大量私有化)以及高漲生活費用不滿民眾的怒火。七O年代初期剛取得政權的獨裁者皮諾契(Pinochet)，亟需以具有社會進步指標性政策鞏固其統治基礎。當時，英美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當道，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大力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強調小而美的政府，而美國雷根總統大方對富人減稅，主張市場經濟以及平衡預算。皮諾契領導的軍事政府遂在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鼓吹下，草擬新憲以及改革退休年金制度。

其中主要推手為布肯楠(J. Buchanan)與佛萊德曼(M. Friedman)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們同屬奧國學派(Austrian School)，主張選擇自由以及自由市場經濟。但佛萊德曼認為市場失靈時，政府應介入市場經濟負起解決失靈問題的責任；布肯楠則從財產權角度切入，認為政府介入市場經濟運作，必然侵害到個人及企業的財產權，且政府無法解決市場失靈問題，進一步主張市場萬能：市場會自我偵錯以及自我修正，無需政府介入，更提出政府失靈論。

資本家視民主政治為敵人

由此可以看出，以佛萊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承襲亞當史密(A. Smith)的學說，認為如何讓政府更有效率解決市場失靈才是重點；布肯楠領導的維吉尼亞學派(Virginia School)則鼓吹政府是問題的製造者而非市場失靈的解決者，主張將干擾市場經濟運作的政府從根剷除。不少人認為智利改革的推手是擅於理念行銷的佛萊德曼，而忽略布肯楠的幕後推動。智利是布肯楠第一個能完整實踐其理念的場域，他說服智利軍事執政團，協助草擬新憲法將維吉尼亞學派主張寫入憲法。

財富分配不平均的社會，由於民主政治決策不同於市場經濟，係由一人一票所決定，不受個人所得(或財富)多寡的影響，布肯楠認為資本家的敵人是民主政治。擁有財產愈多的個人與組織愈需要被保護，關鍵不在於由誰統治(who rules)，而是政策指導原則(rules themselves)的制定，他們的財產權最好透過憲法保障以免被社會多數投票所形成的公共政策侵犯，透過憲法制定的政策指導原則包括：預算平衡讓政府無法利用財政赤字擴大政府支出以滿足社會需求，年金私有化以及教育私有化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避免對富人及大企業加稅。他們協助制訂的1980年智利憲法，讓社會多數民眾因此被邊緣化，將財富、權力以及政治影響力集中於與社會隔絕的少數，完全體現獨裁政權的不公不義。大部分憲法條文修訂需要3/5國會同意，一旦涉及關鍵的政經條文，門檻更高，讓社會大眾無法訴諸修憲改變上述政策原則，確保居於社會少數的財產權不受影響。對布肯楠而言，只要富人及大企業的財產權享受憲法絕對的保護，富人或大企業能為所欲為，獨裁政治也沒甚麼不好的。

1980年11月智利軍事獨裁政權進行年金私有化改革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廢止實行已有50多年的隨收隨付制公共年金改採個人帳戶制，允許帳戶中準備金的運用與管理私有化，並於1982年5月正式實施。然而，維繫獨裁政權統治的軍警情特則無需參加個人帳戶制，另享優渥的退休年金制度，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平。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去年底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超過60%受訪民眾認為政府首要解決的問題是現行年金制度不公平。

智利回歸民主制度已有30年，期間24年為中間偏左政黨執政，為何這些政府無法有效解決年金不公問題？舉例說，2006年新當選的巴舍萊(Michelle Bachlet)總統提出個人帳戶制改革計畫，指出智利個人帳戶制涵蓋率過低，過高的管理與資產交易手續費用，以及歧視婦女最為人所詬病。由於年金私有化指導原則入憲，修憲又不易，無法進行結構性根本變革，她只能大幅提升貧窮工作階層與婦女的最低年金給付，以及對薪資最低60%的勞工給予額外的團結年金(solidarity pension)。改革完成後，等於宣佈智利個人帳戶制無法得到社會支持而中止，但社會不公平仍然存在。

川普四年執政的體現

90年代，布肯楠將理念實踐重心轉回美國，從設於喬治梅森大學(Geroge Mason University)的研究中心結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右派政治人物以及支持維吉尼亞學派理念的財團與大企業形成新勢力，透過媒體以及為商界、法界人士以及政治人物開設的法律經濟學課程宣揚理念。以行動限制人民的投票權，改變法案立法過程，讓社會多數不再能輕易的改變政府政策，壓抑地方進步力量的活動，煽動民眾對現有體制與政府機關的不信任。打壓一切有損資本家財產權，卻有助於社會團結形成的各項運動：環境保護、全民醫療體系的建置、公共年金的擴大以及公立教育體系。

這些私有化策略真正目標是壓縮公部門處理社會不公平的空間、削弱民主政治調合不同階層社會衝突的功能，讓資本家與右翼政治勢力逐漸形成寡頭政治，跳過人民意願，規避民意監督，動用警察與其他武裝力量鎮壓火大人民的反彈。川普四年執政以及總統大選過程的言行，正是這股勢力運作的體現。

憲法應是體現人民對國家基本議題的最大公約數，而民主政治是解決重大社會衝突最好的機制。以高修憲門檻或打壓不同聲音的作法，縱使讓政治人物與團體的意識型態可以一時凌駕民主政治的運作，甚至將意識型態寫入憲法，但這一切仍無法永遠持續，最後還是會受到強大民意的反撲。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前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