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衍明應該不認得我了，不過或許他看到我會覺得「面善」。畢竟，我在擔任中國時報政治組主任的四年期間，因為偶爾要寫社論，跟他一起開了好幾年的主筆會議；他剛到時報時跟「重要政治人物」應酬的若干場合，我也會作陪。這些會議與應酬場合裡，到場的都是時報體系裡最重要的領導幹部，諸如總經理、社長、總編輯、總主筆、新聞總監等等人，我的職銜一直是最小的，所以我總是坐在最角落，很少發言，就是聽。

我離開時報體系已經七年多，離開後跟不同的人聊起時報，總是會被問到「時報的崩壞」的問題。我常想，如果「時報的崩壞」是個事實，那它究竟從何時開始？為什麼只是換一個經營者，可以讓時報在台灣社會的評價如此不同？

「時報的崩壞」是從蔡衍明不斷地撤換最高階的新聞編務負責人開始。

2008年，蔡衍明入主中時，時報人對於這個「有錢的老闆」其實是是忐忑中帶著期待的；畢竟，中時已經賠累多年，許多該有的新聞投資都因此中斷。蔡衍明進入時報的第一年，對既有的時報組織與人事也多予以尊重，那時的時報老新聞人也一度認為，「我們可以影響改變這個從事食品業的老闆」。

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報社的中階主管，天塌下來有那些以前帶領過我跑新聞的老大哥老大姐頂著，高層間的人事異動對我日常處理新聞影響並不大。不過我卻也慢慢發現，總管理處幾位當過社長、總編輯的時報老臣走了，現任社長也請辭了，幾任總編輯的任期都不長，甚至有人做不到一年就下台，最後，竟另從工商時報體系調人來出任時報的新總編輯。

我在時報十多年，充分感受過時報文化裡有股驕傲的傳統。早期，它是台灣的新聞與言論重鎮，能夠在其中脫穎而出的記者多有敢言直諫、桀傲不群的性格；不過，短時間連番的人事變動，甚至前所未有地從非時報體系調任新總編輯，的確催折磨耗了時報的士氣，新換上的主管會自問：「我的前一任是怎麼被換的？」中階的主管與記者也沒了銳氣，「少惹麻煩好了」。整飭高階主管後，後續的編務自然也被影響。

政治組主任的工作是改稿、併稿、新聞規劃，慢慢地，我開始被「提醒」，特定政治人物的意見不要讓他見報，原因是「他批評了老闆」，這當然是個違反新聞專業的事，但對我日常的併稿工作卻只是舉手之勞。我從沒讓我的記者知道哪些政治人物「不用去採訪了」， 因為我不想讓他們感受到壓力。「記住，不管你年紀資歷多輕，你到採訪線上就是同業裡的標竿。」在我28歲進時報政治組時，當時的時報長官就是這樣告誡要求我；後來當了主管，我也用一樣的話要求新進記者，我更不想因為這些條條框框讓他們在採訪現場自覺矮人一截。

後來我才知道，這種自認在保護記者的作法其實就是新聞室控制，我把報社對政治組的要求內化，自己劃紅線，用一套自以為是的方法在承上啟下。即便期間發生了「反紅媒」事件，我還是一度告訴我自己：「時報很重要，留下來可以做更多事。」但同年底，我們的新聞前輩王健壯因為撰文批評蔡衍明而被迫結束了他在時報的專欄，接著，報社的總主筆再被撤換，幾位時報言論版的老編輯被迫去職，時報言論向來引以為傲的多元傳統再不復見。那時候的我終於認清楚，時報再也不是時報，才下定決心離開這個我工作16年，一度以為會一直做到退休的地方。

許多人說，哪有媒體老闆不試圖影響媒體的，蔡衍明的作法豈是特例？的確，媒體老闆與媒體編輯部之間的專業拔河，一直是新聞學上的亙古議題。媒體老闆可以透過主筆會議或經營會議表達與論辯自己的政治理念，達成共識後要求所屬媒體一體遵循；媒體老闆也可以找來總編輯或新聞總監質疑新聞處理的方向，而後者也可本於新聞專業提出不同看法，彼此達成折衷。但媒體老闆不能事實與立場不分，從而捏造新聞；媒體老闆也不能鉅細靡遺地管到所有他想管的新聞操作與呈現，這會讓新聞工作者動輒得咎，甚至拋棄專業，全然地迎合上意。

純粹就一個營利事業經營者的角度來看，蔡衍明其實是個還不錯的老闆，他肯給、能給，講義氣，也相對照顧員工，時報體系在他的經營下的確少了許多朝不保夕的危機感。不過，從先前那份已被證實的微信截圖來看，蔡衍明交代新聞處理之細緻入微，以及幾位高階主管唯唯諾諾地點頭稱是，他顯然是把新聞事業當成他的食品本業在處理。當一個媒體不能很大程度地言所當言，而以一個人的意志為意志，就失去作為媒體的基本價值；旺旺集團入主中時集團12年來，在台灣社會紛擾不斷的關鍵在此。

關了一個新聞台，許多人質疑這是政府不容異見、打壓媒體，代表新聞自由的淪喪。這樣的憂心是對的，外界也應該不斷地給執政者這樣的壓力。不過，台灣人爭取言論自由已經是好幾世代的事，對言論自由的渴求與信仰更是刻在多數台灣人的骨子裡，區區一件衛星電視監理下的換照問題都能討論盈庭，各持己見，甚至彼此攻訐，不就是最好的證明？不予中天新聞換照後，NCC是否拿一樣的標準監理所有電視新聞？能否停止不斷下探的電視新聞製播標準，讓台灣的電視新聞生態更好？才是未來更值得關注的事。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