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埔事件以來，台灣因為土地議題發生的事件層出不窮，到今年還因為南鐵東移爆發土地徵收抗爭，這些抗議被罵成死要錢或是刁民的背後，有多少關心過我國「特別犧牲」與「財產權保護」之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先前，政治大學徐世榮教授與內政部花敬群次長在社群網站上爆發爭執，徐教授直指我國區段徵收制度是對人民財產權的重大危害；而花次長則是以徐教授「政治化偏激且不誠實」來回應，這也帶出了，同樣一套法律，為什麼在兩位專家眼中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國土地徵收條例源自民國八十五年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9號解釋文中，針對原本被行政機關視為圭臬的土地法第208條中，雖並未作出違憲的解釋，但仍直指我國徵收的程序、要件應該要詳加規定，讓土地法中空泛的法條得以具體實現，而立法院則於四年後完成土地徵收條例的三讀程序。
 

但這並不是一切的結束，僅只是開端。自這部法律施行以來，我們看到了原先遠低於市價的公告現值徵收被修正、土地徵收程序已趨於完善，但是抗爭仍不斷發生，其中又以區段徵收的重大問題為學者專家所詬病。
 

現在的區段徵收制度，最早在沒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於民國58年被適用，民國79年行政院則函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劃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等於擴大區段徵收使用並要求各機關要以ㄩ段徵收辦理，這項函釋也由內政部自己於103年會議中認為不宜再援用，變相承認了區段徵收制度中的問題；區段徵收與一般徵收最大的不同，在於一般徵收是針對個案領取補償費，而區段徵收則是以抵費地的方式來補償，政府將徵收得到的土地扣除公共工程等需要後，將其發還給原地主。
 

這樣的問題就使得，原本應該謹慎為之的強制剝奪措施，可以使得政府在財源不確定的情況下，將土地大規模劃進徵收區域，再將徵收後剩餘符合條件的土地標售來充裕金庫，但，土地徵收原本的意旨是為了要施行公共事業所必須者才能為之，使人民私有財產權為了公共利益而特別犧牲，最後卻變相成為政府擴充財富的手段，更有甚者，這些標售的土地會成為建商與財團下手的目標，成為政府與財團聯手的另類合作開發事業。
 

大法官在409號、425號解釋中已經闡明，徵收必須要合於公共事業的必要，但現在的土地徵收條例大開後洞，使得土地徵收不再需要合於原本大法官所闡釋的要件，更遑論對於私有財產權的保護。

距離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已近10年，希冀立法院與內政部能夠審視土地徵收條例中的漏洞，讓徵收回歸憲政下保護人民權利的框架，避免類似大埔事件的案件再次發生。

※作者為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學生、土地運動者。現為土地議題關注團體「紀畫城事」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