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天換照案引起各界激烈的辯論。仔細看來，捍衛中天者除了高唱「言論自由」的口號之外，根本提不出有說服力的論點，而「言論自由」的說法又過度簡化，甚至誤導這次論辯的焦點。對此，我首先想先說明為什麼中天換照案中，討論的重點應非「言論自由」。接著，為避免這樣的辯論過於無聊，也試著提出其他有建設性的想法。

目前辯論中，正方細數中天電視劣跡斑斑的脫序行為，反方則搬出言論自由的大旗，控訴政府關閉中天電視是在戕害民主、搞獨裁。接著，正方便指出中天電視的行為，才是對言論自由及民主的傷害。

如果說，此處言論自由指的是「人們原則上都有權利不受限地自由發表意見」，那麼，用言論自由的視角切入本案是極具誤導性的。相較之下，「新聞自由」會是一個比較恰當的概念。一旦澄清了兩者的差別，正方便能夠獲得一個更積極的方向：什麼時候，社會可以有效地以制度化的方式，要求所有的媒體負責？

「言論自由」這個看似合理、但不精確的談法似乎已經廣受歡迎了，不過，這樣的說法不僅混淆了媒體的社會責任，也或多或少地使媒體免受社會的制度監督及控制，從而導致台灣新聞環境的下降。

為什麼不該用「言論自由」？

基本上，言論自由是保障每一個人作為個體而能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而公司團體等法人則不應享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不論是一般老百姓、富可敵國的大老闆、權傾朝野的政治家，雖不保證每個人的言論都能有一樣的影響力，但大家的自由發言都受相等的保護。言論自由對於個人的生活、自我實現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對於社會而言，它則創造了糾正錯誤的民主論辯空間，用以監督不合理的政治權力及社會權力（social power），或促使它們變得更好。

「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這句名言，講的就是前面這種「個人層次」的言論自由。在這個層次，法律及正義將給予大程度的寬容。

然而，當媒體運用龐大的資本，藉由昂貴的設備及訓練有素的員工，專業化地產製並篩選言論觀點，並每天提供給成千上萬的人時，同樣的談法顯然就行不通了。在媒體弱小時，體系化地去強調如何使其免受政府侵害是重要的。但當代民主社會面對媒體強大、無節制的力量時，首先要問的是它的責任及目的。

傳媒權力及媒體的社會責任

媒體的力量，來自於它以單向、壟斷的方式，連結並創造了人們對於「我們」社會及政治的想像。「傳媒權力」（media power）是一種強大的社會權力，它透過近乎洗腦的方式，影響、塑造人們對於現實世界的認識。與政治權力一樣，傳媒權力必須被馴服以服務社會。但與政黨所追求的政治影響力不同，媒體必須有意識並嚴格地與政黨作出區分，否則社會就有必要收回賦予給它的特權。

從這個角度來看，確實可以用「中立性」而非「公正」或「公平」來作為媒體的行為準則，比起需要捍衛內涵正義價值的司法機關，或是揭示政治目標的政黨，媒體的責任是促進不確定、開放的公共論辯。如果媒體像政黨般行動，卻又同時以新聞工作者自居，將其政治觀點置入新聞報導之中，即是自我理解的精神錯亂以及對公眾的欺瞞。這無異於披上中立的外觀誤導人們，以球員兼裁判的姿態損害民主的論辯品質。

在這個時代，新聞自由所要考慮的，已非如何保護單一媒體免受政府迫害。在民主鞏固階段的社會中，新聞自由必須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但老實說，它對民主深化沒什麼幫助。因為當代民主的問題之一，就是未受監督的媒體扭曲了社會現實。因此，我們必須將注意力移到新聞媒體的功能及責任上，將所有媒體所共同形成的新聞環境視為一個整體，然後去問：怎樣的作法，可以促進民主公共論辯的提升？

在這個思考下，個別的媒體都只不過是工具而已。更積極的作法是，為了提升新聞環境，我們甚至應該制定出新的遊戲規則，去淘汰那些在舊標準之下「無傷大雅」的商業行為，積極修復現行失能的新聞環境。

下一步

我們該談些積極的、對台灣有幫助的，所以我就不再花時間討論中天電視到底如何傷害新聞環境、背棄社會責任了。其實，要求媒體負擔社會責任的想法早就不新鮮了，但目前卻沒有國家可以徹底實踐，而這或許也是台灣能夠在超越歐美等成熟民主國家的機會。

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之一的法學家與政治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主張，國家應該出資設立公共選舉頻道，於大選期間提供連續、公平的選舉報導，候選人將被要求定期舉行由其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並在其中面對廣泛的提問並進行辯論，且加強管控候選人將資金投注於私人大眾傳媒之上。此外，大選期間，進行錯誤或偏差的大眾傳媒，應該提供周日黃金時段的部分時段予主要的選舉各方，以使其能夠糾正錯誤。德沃金認為，這些構想雖涉及言論自由的限制，但仍然是合理的：

我們不應被限制言論自由所帶來的危險所迷惑……我們認為任何人的人格完整性，都受到禁播香菸或酒類廣告的法律、或是要求對藥物廣告進行精確審查的法律所威脅。我們的政治帶給民主的損害，與那些被禁止的廣告所帶給健康的損害一樣嚴重。……如果人們被剝奪了作出明智決定所需的資訊，或者被隱瞞了某些能有效評斷官員的資訊，就無法實現自我統治(按：民主)。……如果選舉的公正性取決於投票前各方主張和政見的性質，那麼人們就沒有民主的權利，將他們的政治包裹在娛樂之中。

除了加強淘汰不良媒體的機制，我們更需要的是進一步要求所有的媒體負上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去增加媒體應盡的法律義務，不再繼續讓金錢掛帥的商業邏輯主宰編輯台。舉例而言，我們可以要求電視台獨立列出製播每日電視新聞的財務收入及支出，並公開供社會檢視，且同時處理已成業界常態的「買新聞」問題。至少，閱聽大眾要能知道他們看的新聞，是由誰出錢？這個錢是看中收視率的廣告效應，還是只要有錢，人人都可以買一則？

當然，這些限制如果由政府執行，確實讓人憂慮理所當然的新聞自由，是否又會被政府偷走。因此，相關的具體作法才是台灣社會現在需要進一步深思、辯論後，加以謹慎執行的。

圍繞著中天電視的辯論將近尾聲，但它過去種種荒腔走板的劣績，倒是為自己在博物館中贏得了一個展間。但對於台灣新聞環境的提升，我們甚至還沒跨出第一步。

※作者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