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炳坤很少笑。就算笑，也只是嘴角微微往上揚，隨即回復緊抿著嘴，一臉嚴肅的模樣。

第一次（透過電視螢幕）見到他，是二○一八年八月八日臺灣高等法院做出無罪判決那日。他在親友律師團的簇擁及周遭熱烈的歡呼聲中，緩緩從法庭走出來。一路上有人向他恭喜，他馬上鞠躬道謝，有人想跟他握手擁抱，他亦一一回禮。但我注意到，他的臉上沒有笑容，一點都沒有。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記者把麥克風遞向他。

「什麼感覺？」他眨了好幾次眼睛，像是努力克制情緒，發出顫抖的聲音：「說真的，我高興不起來。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煎熬了三十二年，講良心話，已經太晚了。想起這件事，我還是會掉眼淚，我的心非常痛，真是把我的人生都毀掉了。」

分明該是歡欣鼓舞的時刻，為什麼他沒有應有的興奮，反而是黯然？這個畫面成為我最初的疑問，也成為撰寫此書的叩門磚。

原本我以為，只要把案件始末原原本本的寫出來，就是個很好的故事了。沒有想到，待真正開始動筆了，才發現這是件很難讓人相信、進而引起共鳴的案子。

說起來，這是個不合邏輯、充滿漏洞的故事，若是寫成劇本搬上銀幕，肯定會噓聲四起，罵聲不斷吧。那時蘇炳坤事業頗為成功，何苦冒那麼大的風險去搶銀樓？他與「共犯」郭中雄早已翻臉多年，互不往來，怎麼可能合作搶劫？郭中雄坦承是被警察刑求才亂咬蘇炳坤，為何檢察官與法官都置之不理？銀樓老闆分明否認搜到的金飾是他的，警方是基於什麼理由仍執意聲稱是贓物？更令人不解的是，一起疑點重重、破綻百出的案子，為何連續聲請四次再審與四次非常上訴，都沒有辦法翻案？

這起案件赤裸地揭露了昔日司法系統的沉痾，包括任意指控、嚴刑逼供、調查粗疏、自由心證寬鬆、有罪推定的偏見；面對有疑慮的案件，法院多半沒有勇氣推翻前審的判決，只能像皮球般把案子往下個階段踢。這樣的辦案過程，光是想到就讓人膽顫心驚。

時至今日，只要打開記憶的閘門，蘇炳坤總是緊鎖眉頭，不曾流露洗刷冤情的喜悅。是啊，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證明一件自己沒做過的事，就算司法還他清白了，又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蘇炳坤的不甘與不滿，固然是刑求與冤屈所帶來的恥辱，但我總以為體制的噤聲不語，才是讓他困在循環的哀傷與憤怒裡的主因。

蘇炳坤說過：「全新竹都知道我是無辜的，只有法官不知道」，起初我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直到對案情有了更多認識，才知道原來早有法界人士聽聞此案，或許是為了避免尷尬，或許是為了免除責任與痛苦，多半選擇噤不作聲。

這就像房間裡明明有隻大象，龐大到讓人無法否認，忽視它就在那兒，就是沒人談論，假裝它並不存在。

只要願意睜開眼睛，人人皆可看到房間裡的大象，就算沒有人注意到，也絕對是故意迴避，若不是故意不看，就絕對看得到。忽視大象，就是忽略顯而易見的事實。

蘇案正是如此。有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避免（或拒絕）提及蘇案，而且不只是迴避討論，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迴避。蘇炳坤無罪的事實鐵錚錚地擺在眼前，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卻沒人想多費唇舌，反正說了也未必被當成一回事，還可能被視為麻煩製造者。

沒有人想面對體制可能如此泯滅人性，行使暴力，入人於罪。這實在是太沉重了。

真相的頭號敵人，往往就是沉默。蘇炳坤無罪的證據鐵證如山，不容辯駁，知情者卻置若罔聞，假裝沒這回事。就像沉默的藍牆（Blue Wall of Silence），團體內部不會匯報彼此之間的過失、罪行或不當行為，若是同僚的罪行被調查了，其它成員會聲稱沒有看到或毫無所悉。這是自保的手段、更是對團體效忠的象徵。這是一種系統性的沉默。

沉默足以造成各式各樣的扭曲，記憶的扭曲，道德的扭曲，人性的扭曲。我可以想像長年處於這樣的氛圍，蘇炳坤猶如身陷沉默的迷宮，遍尋不著出口，只得自尋出路，即使他要走的那條路上，沒有任何人。

冤案未必是運氣不好，而是來自失控的系統與沉默的體制，在看似理性客觀的推敲之下，反映出蒐證過程的重重疏失。即使狀況不明，情勢險峻，蘇炳坤從來不曾棄守投降，在一片荒蕪中努力尋找證明自己清白的機會。經過三十多年的奮戰，他終於推倒了裝聾作啞的司法壁壘，證明了自己的無辜，只是那個時代，那個體制，已經毀了他大半個人生。

他被指控為搶劫犯，事實上是他的人生被司法體制搶劫一空。

痛苦有很多種，而最深的痛苦是說不出來的。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蘇炳坤總是很少笑，而且就算是笑，也只是禮貌性的微笑，笑容裡含著難以掩蓋的滄桑。

※本文摘自《被搶劫的人生：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春山出版／作者臺大人類學系畢業，曾任職首都報社、自立早報、超級電視臺等媒體，現為自由撰稿人。著有《CALL IN！地下電臺》《歷史迷霧中的族群》《活在拜物星球》《福爾摩沙愛情書》《被遺忘的一九七九──臺灣油症事件三十年》《沉默：臺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無罪的罪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