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作為國際法主體的烏克蘭是1991年蘇聯解體的產物。蘇聯解體後，烏克蘭作為原蘇聯的成員國之一，加入獨立國家國協並與俄羅斯相互承認，然後獲得了西方列強、聯合國和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因此烏克蘭按照任何一種定義來看都是國際法的有效行為主體。但是這並不是說烏克蘭的民族構建只是1991年以後的事情。

相反，烏克蘭的民族構建要追溯到1991年以前的許多政權和歷史過程，例如沙皇俄國解體以後、布爾什維克統治烏克蘭以前建立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以及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為了維護自己的獨立，與布爾什維克和俄羅斯志願軍—也就是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白軍鬥爭的歷史過程。這些歷史對於新興的烏克蘭共和國來說，就像是作為美國的立國神話的「邦克山的槍聲」或是「五月花號」一樣的重要。

克里米亞從歷史淵源上來講，它跟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確實是非常微妙的，如同歷史上蘇台德區、波希米亞跟德國的關係一樣。如果僅僅憑歷史淵源的問題的話，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領土宣稱並不是沒有依據的；但是俄羅斯不經烏克蘭的同意就把克里米亞從烏克蘭分離出去，又不顧歐盟和國際社會的同意，搞單方面的行動。

如果這種行動是可以的話，那麼希特勒吞併奧地利和波希米亞也就可以了，在蘇台德和但澤單方面修改邊界線也是可以的—因為當地有大量的德語人口的，在歷史上也與德國有很多聯繫。如果大家都這麼幹的話，那麼同一個地方就會有很多重的交錯縱橫的歷史淵源和文化淵源。如果國際法上沒有適當的處理機制、容許大家這樣犯規的話，以後的國際關係就沒有辦法處理了。因此，歐洲人不能承認克里米亞的獨立，也不能允許俄羅斯單方面地改變克里米亞邊界。

不是說歐洲人不容許任何邊界的改變，例如科索沃的邊界可以改變，是因為歐洲的大多數主權國家以及曾參加科索沃內戰或是參加前南斯拉夫解體善後過程的國家都參與了這個改變的過程。結果是，只有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反對，而占壓倒多數的歐洲國家都贊成，因此科索沃就獨立了。克里米亞的獨立沒有得到這些壓倒多數的歐洲國家的承認，而且恰恰相反，只有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表現出了一定的同情態度。

因此，它就不符合習慣法生成過程中間的那種「路走得多了才成為路」的過程。只有一個人、兩個人走的路，那就不叫路；大多數人都走的路才叫路。所以，克里米亞的獨立目前就處在這種不被國際社會大多數主權實體承認的狀態。這並不是說它自己的民族發明沒有搞好。從民族發明的角度來看，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其實是有各自的歷史淵源。

我們剛剛講到，烏克蘭的民族發明涉及到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政權層面，也就是政治共同體這個層面，它的前體就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哥薩克國等一系列歷史上的國家；還有一個是文明意義上的，就是基礎共同體層面上的前身，就是斯拉夫文明。

如果我們倒回到東亞來，例如歷史上的宋元明清諸王朝和中華民國，就相當於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共同體上的前體；所謂的華夏文明，就是以儒家宗族為基礎的這種基礎共同體，遍布整個東亞，包括韓國和越南，但是卻沒有達到新疆、西藏和蒙古等地，而這些相當於是過去的斯拉夫文明的村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化和文明意義上的先驅者。

民族發明或者民族構建就是建立在這兩者的基礎上。它包含了兩個層面：一個是政治共同體層面，要在目前這個政權的基礎上，尋找跟目前這個政權有相似性或者一定的歷史繼承關係的政治上的前體；另一個就是跟目前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居民有一定的文化聯繫的前體。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化意義上的前體就是以儒家家族為基礎的華夏文明，烏克蘭相應的前體就是以基輔羅斯為代表的斯拉夫村社共同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歷史上的政治共同體這個層面的前體就是中華民國、在它以前的大清帝國以及大清帝國所繼承的蒙古帝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在歷史上的前體就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和歷史上的哥薩克國。但是，這樣的歷史前體，克里米亞其實也是有的。克里米亞歷史上的前體是什麼呢？就是俄羅斯彼得大帝、凱薩琳大帝利用大俄羅斯的力量打敗了土耳其以後進入到克里米亞境內的東正教俄羅斯移民，這些移民構成了克里米亞目前居民在政治上的主要祖先。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兩種形式的政治共同體，其中政治繼承者這一條是最主要的依據，而文化繼承者這一條是比較薄弱的依據。道理很簡單：文化繼承者一方面關係比較模糊，另一方面它的繼承者也有很多個，而不是只有一個。例如像華夏文明、儒家文化和儒家宗族所建立的這個人口繼承，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和越南都完全有資格說自己是這個文明的直系後裔，它們都是孔子和儒家宗族的子孫，按照這種邏輯的話，那麼朝鮮和越南沒有理由不成為同一個國家；同時，蒙古、西藏、新疆這些地方，它們在文化和文明意義上的祖先並不是孔子和家族制度，它們根據這樣的理由，就有理由說它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

同樣的道理，基輔羅斯和斯拉夫村社不僅是烏克蘭人的祖先，而且也是白俄羅斯人和俄羅斯人的祖先，很難說烏克蘭跟它的繼承關係是獨一無二的；同時，烏克蘭的很多地方，例如我們下面要提到的克里米亞，歷史上其實並不是斯拉夫村社的地方。

按照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邏輯來說的話，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南部、東部的許多地方，根據其文化歷史來看，不應該屬於烏克蘭，也不應該屬於俄羅斯，它們屬於歐亞大草原，跟突厥人的關係都要比跟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關係更密切一些。它們跟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係，就像是蒙古、新疆、西藏跟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的關係一樣，這個關係不僅是疏遠的，甚至還是對立的。

在政治共同體這方面的確立，連續性就體現得比較強。例如，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是國際法的主體，跟西方列強簽署了很多條約，畫定了很多邊境，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根據這些條約來畫定邊境、根據這些條約來繼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或者是其他許多國際法上的相應地位的；目前的烏克蘭共和國，也是根據同樣的邏輯來追溯到以前蘇聯時期的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以前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和波蘭立陶宛聯邦⑩時期的烏克蘭哥薩克國的。但是這個邏輯也不是絕對的。

這個邏輯能夠成立，歸根結底還是要你在現實政治上能夠站得住腳。例如，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在消滅了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以後，就自稱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繼承者了；中國共產黨在消滅了中華民國以後，也就自稱為中華民國的繼承者了。這種繼承的聲明能夠成立的根本原因還是有效統治。你要先建立了有效統治，然後才能自稱繼承了前者的國際法地位，這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消滅了中華民國幾十年以後才獲得了聯合國的席位，克里米亞人在驅逐了烏克蘭的軍隊以後，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獲得歐洲各國或者聯合國的認同，就說明了有效統治是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現在我們回顧一下，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所在的這個地區，從文明基礎共同體和國家政治共同體這兩個層面上來講，它真實的發展過程是怎樣的。真實的歷史總是很少有人知道而且很少受人重視的。大家所宣傳的，無論哪一個政治共同體，英國還是美國，前蘇聯還是現在的俄羅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是西藏流亡政府之類的，它們所宣傳的歷史毫無例外的都是我所謂的歷史發明學和民族發明學。它們是要裁剪歷史，把完整的整個歷史過程中間符合自己民族構建和政治構建的那一部分裁剪出來，連成一條線索，用來支持現有的政治要求。其實，跟它們不同的政治勢力和跟它們站在對立面的其他政治勢力也有自己的歷史發明學和民族發明學，對同樣的歷史也有不同的裁切方式，並發明出完全不同的歷史和民族構建。

我們回顧烏克蘭和克里米亞所在的地方，就會發現在歷史的黎明時期，它們是屬於兩種不同的勢力。克里米亞比較小，它有黑海的重要交通港口，跟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和希臘一直有著複雜和長期的貿易關係。這裡一開始就有像博斯普魯斯王國⑪這樣的文明國家，它是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的一個邊區。它的經濟是依靠把烏克蘭大草原上的物產運送到君士坦丁堡去賣，進入希臘羅馬世界，用賺到的利潤作為立國的基礎。

一直到近代的克里米亞汗國，作為奧斯曼帝國的藩屬，把它從烏克蘭草原和俄羅斯掠奪到的奴隸和產品運到君士坦丁堡賣，這都是沿襲了過去博斯普魯斯王國跟希臘羅馬、跟拜占庭的歷史關係。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確實，占據克里米亞的政權、占據烏克蘭的政權和占據莫斯科與君士坦丁堡的政權不是同一個政權。可以說，克里米亞政權的歷史作用像是一面是西方世界、一面是東亞內地的上海一樣，在兩者之間充當交易樞紐(這個地位被後來的香港繼承了)，克里米亞人在歷史上占據的也是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講的克里米亞是比較晚近的歷史，是彼得大帝以後的歷史產物。彼得大帝以前的克里米亞，已經被蒙古人的一個分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藩屬克里米亞汗國占據了。克里米亞汗國的任務就是，不斷地進攻莫斯科，進攻波蘭控制的烏克蘭，在那裡大肆掠奪，把奴隸和產品運到土耳其人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去賣，然後得到土耳其人的保護。當然，這種關係對於邊境不斷被它掠奪的俄羅斯、波蘭和烏克蘭來說是一個很不痛快的現象。

最後，彼得大帝和凱薩琳大帝通過長期的戰爭征服了克里米亞，並導致克里米亞的原居民大量地遷往土耳其。特別是在英法聯軍和奧斯曼帝國聯合對抗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以後，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土耳其人、韃靼人和穆斯林居民看到，借助奧斯曼帝國復國的希望已經消失，今後的克里米亞是注定要讓俄羅斯的長期統治了，於是他們就決定放棄克里米亞，大量地遷往奧斯曼帝國境內。這次大遷徙改變了克里米亞的人口結構，使克里米亞變成了一個以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為主的地方。

這次大遷徙跟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的精神覺醒是同時的。被迫遷移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痛感自己的文明落後於歐洲的文明，使自己在國際關係上嚴重地受挫，因此他們認為必須要棄舊從新，產生了類似於五四運動的精神覺醒，從而產生了近代的泛突厥主義運動和突厥文藝復興。這次突厥文藝復興，特別是它遷往土耳其帝國和大清帝國的那些移民，在土耳其帝國和大清帝國的穆斯林人口當中喚起了民族發明的熱潮，企圖把過去的中古時期的穆斯林社會重新構建成為歐洲式的近代民族國家。

可以說，近代的土耳其帝國和大清帝國的近代化，都是由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在俄羅斯帝國的穆斯林臣民中所掀起的文藝復興所導致的一些間接後果。但是這些人在點燃異國火種的同時，自己在自己家園的火種卻熄滅了，因為他們的人口和社區整個被替代了。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也不是克里米亞最早和最初的居民；在他們之前，克里米亞居民還換過幾撥，但這個歷史就無法考察了。今天爭奪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相比起早期的韃靼人，都是後來者。而且，在克里米亞韃靼人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他們是在俄羅斯帝國的團結之下，聯合起來對付克里米亞穆斯林的。等到穆斯林的勢力削減到微不足道的時候，才會出現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爭奪克里米亞、最後占人口多數的俄羅斯人在現今的時間點暫時占了上風的這種現象。

作者簡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本文摘取自《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