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8日，香港立法會審議《國歌法》，引來泛民派議員抗爭；民主黨議員許智峯走到台前放下腐爛盆栽，議員朱凱廸和陳志全則投擲有濃烈臭味的有機肥料，導致會議中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煩躁不安，精神受挫」，立法會除了向三名議員追討20多萬港元的清潔費外，還經秘書處向警方報案，將三人拘捕到案。三人除了涉嫌「藐視立法會」罪外，還以《侵害人身罪條例》裡的「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等」罪提控，後者可被判監三年。

被捕的議員說，他們完全沒有料到會被控告《侵害人身罪條例》，這是當局選擇性的檢控。朱凱迪說，如果他們這樣做這些事都可被控《侵害人身罪條例》，是不是有人放個屁，臭到了身邊的人，都要被提控？簡直是荒謬無比。只是，此刻的香港已是風聲鶴唳，在檢控下，三人之一的許智峯日前訪問丹麥結束後，正式宣布流亡，並退出香港民主黨，暫別香港。

一件沒有造成任何人身傷害的議事抗爭竟讓立委面臨刑事追訴，甚至被迫流亡海外；這在台灣人眼裡有多荒謬，或也可以稍稍理解此刻香港人對於自己前途的無力感與絕望感，

在上個禮拜判刑關押黃之鋒、周庭、林朗彥三名年輕抗爭者以及黎智英之後，共產黨在香港的大捉補行動並沒有停歇。七日，香港警方以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和「煽動分裂國家」為由，逮捕八名在11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典禮當天，在校園內遊行的人士。可笑的是，這場逮捕還是由中文大學校方主動報警，舉報自己的畢業生。昨天，港府繼續以「煽惑他人非法集結罪」拘捕了8 名民主派成員，據稱不排除有更多人會被捕。

當年台灣的威權國民黨再怎麼野蠻橫霸，對於反對派人士的議事抗爭都得容忍三分，後期威權時期的校園民主運動更是某個程度上的「法外之地」，即便要伸手捉人，也得忌憚大學學術自由的高位。而今的香港，移送學生的正是學校行政單位。中文大學學生會絶望地控訴：「昔日一眾先賢為規避中共暴政逼害南逃來港辦學，歷經半百年來無數學子拚搏方有今日之中文大學。⋯⋯一眾校方人員自甘為奴，扼殺我等引以為傲之精神價值，將堂堂大學貶為學店！」

許多人把中國與香港的矛盾視為自由民主及人權的問題，但從種種跡象來看，其實這更像是香港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面對香港，共產黨早已經不再談一國兩制，而是要趕盡殺絕，徹底撲殺任何民主的火種，決意要把香港變成一個與中國內地一模一樣的城市。香港人已經很難透過單純的抗爭獲得他們想要的自由與人權，除非共產黨的垮台。

於此，港人更須慎思自己的處境與抗爭的步驟。像黃之鋒、周庭及眾多民主派人士入獄當然值得敬佩，但諸如像許智峯流亡海外，希望能與羅冠聰一起拉長香港的國際戰線，同樣意義重大，「我永遠不會移民，永遠無法在另一個地方落地生根……我寧願四處漂泊著，等待回家的一天。我已下定決心，我必定會回家，在光復後的香港，與大家在煲底流淚相擁。」這怎不是另一種有力的反抗？

台灣的黨派鬥爭固然激烈，但再怎麼分歧，都不該高過兩岸之間生活方式與民主價值的矛盾。如果中國擁有開放的政治體制，一國兩制怎是問題？但如果中國政制是鐵板一塊，那任何兩制的承諾，又怎可能會有保障？香港人已經活生生地把「一國兩制」的謊言演給台灣人看，若還迷惘於共產黨的話術與謊言，那就太對不起港人的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