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祝壽專號」的推出

《自由中國》雜誌內容受到讀者歡迎，其中再版次數最多的，當屬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行的「祝壽專號」。

一九五六年十月《自由中國》出版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壽專號」，內容為自由派人士向蔣總統建言之總集。發刊後「祝壽專號」大為暢銷，但是，國民黨當局對建言的內容的不滿，竟透過黨、團、軍刊物圍攻《自由中國》。對此，雷震發表〈我們的態度〉，說明雜誌是「對人無成見，對事有是非」，但仍未阻止其他刊物如《國魂雜誌》、《幼獅》、《革命思想》等對《自由中國》的圍剿，稱其為「思想走私」、「共匪統戰工作的鋪路」。

「祝壽專號」的編輯發想，與蔣中正總統鼓勵建言有關。一九五六年十月，蔣中正總統「七十華誕」即將到來，蔣總統乃透過新聞局轉告全台各報章雜誌，提示六點，希望各界針對此六點踴躍提出建言：

（一）建立台灣為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各種應興應革的要政急務。

（二）增進台灣四大建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革除舊有官僚政客習氣之具體意見。

（三）推行戰時生活，革除奢侈浪費等不良風習，造成蓬勃活潑的民族復興基地之應有措施。

（四）團結海內外反共救國意志，增強反攻復國戰力，不尚空談，務求實效的具體辦法。

（五）貫澈反共抗俄之具體實施計畫與行動的準則。

（六）除以上五點外，並盼對中正個人平日言行與生活，以及個性等各種缺點，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

至於自由中國社原本計畫趁蔣中正總統壽辰寫一篇社論，陳述社方的國是意見。而在看到蔣總統鼓勵建言的函告後，雷震認為「今總統有此號召，更可就其所提出者分別講話，以達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言責」，蔣勻田便提議出一專號，而夏道平亦有此意。自由中國社乃於十月十八日開會討論次期刊物事宜，與會者除了編輯委員之外，雷震也邀請關心國是問題的朋友參與。與會者有王師曾、蔣勻田、程滄波、陳芷町、成舍我、陶百川、徐道鄰、毛子水、夏道平、黃中、王世憲、陳啓天等人，會中有人批評「蔣總統這一下詔求言，完全是君主作為，其態度是不對的」，亦有人認為「大家可趁此機會，率直表示對國家當前意見」，最後決定由每個人分別執筆。十九日，雷震親自到東海大學拜訪在此任教的徐復觀，向他邀稿一篇。

「祝壽專號」出刊前，據蔣勻田轉述，陶希聖說蔣總統當天公開六點求言意見之後，張群等幕僚認為「總統不應驟然說這些話，恐有不良反響，應先和他們談談」，使得總統大為生氣，蔣總統乃說：「國家已搞到這樣，你們都不負責任」，如果先經過張群他們商量，一定不會支持他公開求言的作法。難道還要蔣中正總統「為他們保住位置不成麼？」雷震聽到相關訊息後，認為蔣總統「其言甚憤，究不悉是何用意」。

《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壽專號」，有別於正常的一日出刊日，特地提前到十月三十一日，配合蔣中正總統生日推出，封面上的目錄印上大大的紅色字句「恭祝總統七秩華誕」。這期蔣總統「壽人不如壽國」之意的專號連同社論總計有十六篇文章。負責《自由中國》雜誌印刷工作的精華印書館，如期於十月三十日即將「祝壽專號」印刷完畢，卻也同時向自由中國社要求終結多年來的合作關係，只願意印到年底。雷震猜想，精華印書館在此次印刷過程中恐怕遭受了麻煩。

根據刊末〈給讀者的報告〉總結該期十五篇文章的內容，主要關於以下七點訴求：

一、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

二、扶植有力的反對黨；

三、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

四、實行軍隊國家化；

五、保障司法獨立；

六、教育正常化；

七、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

首篇為社論〈壽總統蔣公〉，《自由中國》社方呼籲以法治代替人治，確立制度的權威，在選拔繼任人選、確立責任內閣制、軍隊國家化等問題，皆應納入法的規範中，才是長治久安之計。由於十六篇文章都是抒陳國是意見，性質接近，除社論外，是按照作者姓名筆劃來排列順序，是《自由中國》編排上的一次特例。該期刊出的文章依次為：

社論，〈壽總統蔣公〉

毛子水，〈試談文化的建設和反共的理論以壽蔣總統〉

王師曾，〈政治建設的根本問題〉

胡適，〈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徐復觀，〈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

徐道鄰，〈民主、法治與制度〉

夏道平，〈請從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

翁之鏞，〈現行經濟機構怎可不再改革？〉

張士棻，〈祝望造成一個現代化的民主憲政國家〉

陳啓天，〈改革政治、團結人心〉

陶百川，〈貫徹法治壽世慰親〉

雷震，〈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

劉博崑，〈清議與干戈〉

蔣勻田，〈忠誠的反應〉

魏正明，〈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合法的反對〉

羅大年，〈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

《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推出後廣受讀者好評，出版後的第三天，雷震日記就記載「本刊此次多印千餘份，現已售罄，嘉義、宜蘭各地要本刊，決定再版一次」，後來此一專號再版多次，有九次、十一次、十三次不同的說法。根據傅正事後指出「最後名義上為再版九次，實際上多達十三次」，指出記錄差異的可能原因。《自由中國》如此受到歡迎的言論，非但沒有被當局所採納，事後更被國民黨政府視為「毒素思想」，進而發動黨、政、軍媒體全面圍剿，至此，《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政府間的關係正式破裂。

二、國民黨當局的回應與攻擊

原本《自由中國》自創刊起，至第十五卷第十二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刊），每期出刊時均在《中央日報》登廣告，創刊之始每期登報兩到三天，後因經費困難改登一天。而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出刊的第十六卷第一期，原訂當日刊登在《中央日報》的出刊廣告，卻未刊登，雷震派人去該報詢問，該報廣告課表示，因為「祝壽專號」多次再刷，「觸了國民黨中央黨部之怒，壓迫他們不准登我們的廣告，今日將原廣告發還」，連帶也不予刊登由青年黨朱文伯等人辦的《民主潮》的廣告。

國民黨當局要求機關報《中央日報》不刊登《自由中國》廣告尚屬「溫和」手段，更為激烈的「文攻」也在「祝壽專號」出刊不久即展開。國民黨黨報《中華日報》，及《軍友報》、《青年戰士報》、《國魂》、《幼獅》等軍方及救國團的報刊雜誌，都加入「圍剿」《自由中國》的行列。十二月二十二日軍友社舉行的座談會更指《自由中國》破壞士氣與民心，而對《自由中國》的批判圍剿是為了「揭穿為統戰工作鋪路的個人自由主義者的陰謀」。

「祝壽專號」中，有一篇文章舉例引發聯想，而產生爭議，即立法委員劉博崑所寫的〈清議與干戈〉。該文以清末慈禧太后長期專政導致滿清帝國毀滅為例，說明輿論對統治者的重要性，甫刊出時雷震周遭的友人即多不贊同，十二月更遭黨報《中華日報》針對。曹聖芬專指該文「以慈禧太后來影射我們總統，以滿清即將亡國的政權來影射我們自由中國政府」，甚至還鼓動群眾「給這些文氓一點教訓」。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刊登一篇署名范度才（成舍我的筆名）的讀者投書〈中華日報鼓吹暴動！〉來做回應。成舍我批評《中華日報》對「祝壽專號」的短評是鼓吹民眾暴力砸報館、揍主筆，期許《自由中國》勿屈服於暴力恫嚇。而〈清議與干戈〉作者劉博崑本人，感受到壓力，原本寫了一篇文章希望在《自由中國》發表，想澄清〈清議與干戈〉非為「祝壽專號」所寫，不是要譏諷時政。劉博崑寫道：「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我這篇還債的文字會與祝壽連在一起……至於這篇文章何以發表於祝壽專號裡，我想貴社自己會提出解答。」雷震對於劉博崑這樣的態度則不以為然：「明明是諷刺，又何必賴掉！吾人立於社會，只問良心安不安，不能畏懼權威，不然民主自由真無前途了。」

《自由中國》遭遇前述各種報刊圍剿，實際上是國民黨當局的部分行動而已。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的軍中特種黨部（化名「周國光」）發出一份標註「極機密」的「特種指示」（特字第九九號），標題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要「策動全體黨員有計劃的展開行動」。全文開宗明義即說：

有一種叫作《自由中國》的刊物，最近企圖不良，別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曲濫調，以達到顛倒是非、淆亂聽聞，遂行其某種政治野心的不正當目的。

雷震透過某位中國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取得了這份極機密文件，正是官方指示對《自由中國》發動攻擊的明確證據。該份指示中也預告特種黨部正在編寫《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未來應「發動全體同志」研讀討論，並配合軍方報刊《青年戰士報》及《國魂》，相互呼應。

一九五七年一月，這本原本是軍中特種黨部文件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子，擴大發行對象，廣發國民黨各級黨部、情治、軍事機關和部隊、各地民眾服務站等，文長二萬三千多字，分發達十萬冊之多。全文即是針對《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各篇文章逐一分析，並加以批判，教導針對此類言論如何進行「防禦」與「攻擊」。

《向毒素思想總攻擊》指出，《自由中國》打著自由民主的招牌，直接或間接受到「匪諜」的唆使，到處散播「毒素思想」，瓦解民心士氣，附和十多年前「共匪的老調」，是配合共匪對台的「政治攻勢」，造成「國際的幻想與錯覺」，以遂行其「蠶食」台灣的陰謀。《自由中國》所散播的「個人自由主義思想」，目的在於使九百萬軍民反共抗俄的信心動搖，思想混亂，便利匪諜造謠中傷進行活動，呼籲所有國人對於這些毒素思想，「必須一舉予以廓清，絕不能再讓其危害反共抗俄大業」，透過這本小冊子，先瞭解敵人思想的來龍去脈及其陰謀後，以種種方法予以思想攻擊與戰鬥，以思想動員的方式來「撲滅這個毒素思想」。

《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稱：「毒素思想最近竟乘著為　領袖祝壽，響應六項求言號召而大發其荒謬的言論」，與先前「公然叛國」的吳國楨「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一脈相承」，「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兇」，並且將《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言論「荒謬絕倫」之處，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主張「言論自由」：夏道平的〈請從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稱「我們沒有『不虞恐懼的自由』」。《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則反擊：「只要你站在反共或非共的立場，不論發表任何言論，政府向不加干涉」，因此這句話是不對的。

二、主張「軍隊國家化」：社論〈壽總統蔣公〉、雷震的〈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蔣勻田的〈忠誠的反應〉等文章，要求取消軍隊中的國民黨黨部，取消效忠領袖的宣誓，並廢除相關標語。這些訴求遭指為「抗戰勝利時共匪的言論」，《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強調軍隊宣誓效忠領袖及三民主義是天經地義、神聖不容推翻。

三、主張建立「自由教育」：羅大年的〈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呼籲取消青年反共救國團，廢除研讀總理遺教、總統訓詞、總裁言論、三民主義。《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則宣稱，反共救國團切合青年興趣，各校支隊由大多數同學自動要求成立；研讀國父遺教暨總統訓詞也是天經地義，符合憲法規定及國家需要，「如果有反對研讀　國父遺教暨　總統訓詞的，亦就是中華民國大逆不道的叛民，人人得鳴鼓而攻之，把他當做國民的公敵！」

四、批評總統個人：胡適〈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要總統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元首；徐復觀〈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譏諷總裁常要求客觀的東西從屬於自己」。《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強調反共抗俄的大業必須由「有所作為」、「聰明智慧高」、「全國軍民信仰服從」的總裁領導革命，嚴正指責胡適等人之言論「攻擊革命　領袖，分化群眾的力量」，「其幕後是否有匪諜指使亦難揣測」。

《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發出後，《自由中國》不得不透過自家刊物提出五篇的答辯文章做為回應。由此可見，自「祝壽專號」出刊後，《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當局（特別是蔣經國主導的軍中黨務、政戰系統）而言，已成為「散播毒素思想」的敵人，國民黨當局公開反對《自由中國》主張的自由民主，對《自由中國》不斷地扣上共匪帽子，可視為壓制《自由中國》的一種行動。

在「向毒素思想總攻擊」風波後，《自由中國》面臨更公開的打壓，不僅是在販售、訂閱方面受到干預，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干擾承製《自由中國》刊物的印刷廠，阻礙其發行。情治人員對承包印刷《自由中國》的印刷廠進行干涉，到廠檢查稿子、照相、調查，對印刷廠造成壓力，導致《自由中國》必須多次更換印刷廠，背後代表的正是國民黨當局所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遠流出版）第三章第四節「祝壽專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