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年代已逝，中國大陸經濟下行勢在必然，東協新興市場將成為下一個高成長標的。然而，新南向政策雖在總統府下設置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其定位卻是總統的諮詢幕僚單位，而「新南向政策」之政策綱領的提出，雖是作為各部會推行政策的準則，但目前卻已出現各部會紛紛掛著新南向政策之名，自行其是地搶食預算與資源的亂象，新南向政策倘若作為提振台灣經濟的經貿戰略，恐怕得有更細緻的政策規劃。

就經貿層次而言，近來中國經濟成長的逐漸趨緩與投資環境日趨嚴峻，但包括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卻日益蓬勃興盛，促使蔡英文政府欲以強化與這些國家經貿往來的新南向政策，作為提振台灣經濟的新動能，並試圖減輕對中國大陸經濟依賴的戰略市場。然而，新南向政策面臨最大的環境挑戰，便是中國因素干擾所產生的政治風險，新南向政策涵蓋的所有國家，大多與中國有著超越台灣的更緊密外交關係與經貿互動，新南向政策必須開展更多的政策設計以因應中國因素的風險，而非僅視為政策研究報告中的外生因素。

李登輝執政時期的南向政策，其立意在防止台商過度西進；蔡英文政府喊出「新南向政策」，其目的是讓台商趕緊在東協市場佈局，無論是舊瓶新酒或舊酒新瓶，南向政策都帶有擴大台灣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並和北京的海上絲綢之路有一絲絲較勁的意涵。尤甚，無論是陸版的海上絲綢之路或台版的新南向政策，目前皆屬於意圖對東協及南亞地區喊價的口號階段。筆者曾和對岸智庫針對一帶一路交換過意見，基於繼往開來的歷史意義，海上絲綢之路固然要針對福建泉州輻射出去的商貿考古進行研究，但實際上政策參考的對象，應該是美國、日本對東南亞地區投資所建立根深蒂固的供應鏈關係。

新南向的核心策略，應當為利用台灣在科技、人文等軟實力，及運用在醫療、教育、科技發展、農業合作、中小企業等廣泛經驗，透過協商對話管道，以建構與東協之區域經濟共同體。尤甚，台灣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須結合東協地區及中國大陸的廉價生產要素。近年來東協國家經濟漸趨蓬勃，亦帶動國族主義漸起，多數國家已有工會力量崛起現象，對於該國貿易、投資、勞工、環境政策等均可能投下較多不確定因素，影響台資廠商營運。

尤甚，好的研究報告品質固然有助於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新南向政策若還是屬於產官學研爭搶研究報告的預算消耗競賽，而非在政策執行面上協助台商在東協市場排憂解難，新南向政策勢必人亡政息，不可不慎。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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