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做為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思想的發展過程中，也與近代許多自由主義思想者類似，面對國家認同與自由主義可能存在的矛盾問題。雷震從創辦《自由中國》開始，在一九五○年代原本堅持「一個中國」的國家定位，隨著外在國際情勢的改變，而有所變化；在《自由中國》晚期，特別是在一九六○年開始必須面對「兩個中國」局勢的發展；及至一九七○年出獄後，進而在「兩個中國」架構下，處理國家認同問題。

對雷震而言，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固然期待「反攻大陸」，但同時還認為要採取民主反共，因此在台灣進行民主改革，形成憲政經驗的訴求之一，是「反攻大陸」以後可將前述經驗或是實踐結果做為在中國落實民主憲政的重要基礎。雖然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雷震及《自由中國》也認識到現實上武力反攻已越來越不可能。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年中，《自由中國》已經用社論來檢討「反攻大陸」的問題，而主張採取「實事求是，持久健進，實質反共」的政策。就此而言，《自由中國》雖然並沒有放棄「一個中國」的立場，但是，短時間內既然不能「反攻大陸」，則對以「反攻大陸」為由犧牲自由人權的政策取向，更難加以接受。換言之，《自由中國》現實上已經揚棄短時間內「反攻大陸」的想法，而朝向在一定時間內維持台灣海峽兩岸對峙的架構下，更積極地推動台灣民主政治的方向發展。

一九五八年杜勒斯國務卿與蔣中正發表「蔣杜聯合公報」，使得反攻大陸在武力的主動性明白地成為不可能。公報中明言：「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美國相信此一使命的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雖然，當時外交部長黃少谷曾經補充，如果在中國大陸爆發類似匈牙利布達佩斯式的革命時，則政府並沒有放棄以「武力反攻大陸」。然而對雷震及《自由中國》而言，黃少谷的補充說明並非證明政府未放棄武力反攻，而是證實了政府已經「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只「保留響應大陸革命」的用武權而已。政府政策既已明朗化，《自由中國》所謂的「反攻無望論」也正式成形。在《自由中國》社論中明白對能否「反攻大陸」的問題，認為「只好保持一個也許較為遙遠的希望」，期待「有一天世界局勢會改變」。

就此而言，雷震和《自由中國》依然主張在反攻大陸短時期間不可能的狀況下，更應該積極在台灣落實民主改革。而隨著美國政策的改變，包括之前先是在日內瓦，後來在華沙持續舉行的大使級會談，包括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的「康隆報告」，都使得雷震和《自由中國》對於美國可能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持一定程度的警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著名的「康隆報告」，提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處理「台灣共和國」的承認與聯合國席次問題。《自由中國》才開始正視其「一個中國」國家定位立場在現實國際政治受到的挑戰。由於美國當時是國際舞台上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一個中國」政策的主要力量，美國態度的可能改變，對《自由中國》的「一個中國」立場，造成根柢上的衝擊。「康隆報告」公開後，《自由中國》立即以社論〈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以民意為依歸〉重新加以檢討。在這篇社論中，明白表示：主張台灣為中國一部分的理由，「只有在美國不承認共匪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一旦美國的政策改變，「台灣所屬問題也隨之變質」。

在此狀況之下，雷震及《自由中國》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論述，必須在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才成立。同時，既然清楚中華民國政府現實上無法統治整個中國，又不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中國大陸的正當性，《自由中國》主張在聯合國嚴密而有效的監督下，「在整個中國舉行真正自由選舉」，來決定中國的前途。這樣的言論固然企求以民意來建構解決中國前途問題的正當性，只是這樣的主張如果要落實，實際上正是質疑了中華民國政府做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僅如此，雷震和《自由中國》由於意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變成中國合法的代表，因而使台灣的歸屬問題變成他們關注的一個重點。

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雷震及《自由中國》更為認真的思考所謂「兩個中國」的主張。因此，鮑爾斯（Chester Bowles，後來出任美國副國務卿）在一九六○年四月出版的 Foreign Affairs 發表“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一文以後，《自由中國》便商請蔣勻田翻譯，主動地加以引介。從蔣勻田的譯文中，可以清楚發現鮑爾斯在「北京政府雖仍困難重重，然已穩定握有中國大陸」，以及「住在台灣八百萬台灣人與二百萬大陸人應有權利要求安全，獨立存在，和發展文化，翹然於共產勢力圈之外」的前提下，主張以「獨立的中台國（An Independent Sino-Formosan Nation）」來解決台灣海峽兩岸的定位問題。而具體的實際作為，則是主張金門、馬祖的中立化。至此，《自由中國》雖然沒有明白表示自己的立場，但是完整介紹主張「兩個中國」的文章，在台灣當時已是異數，又未同時為文加以批判，《自由中國》似乎逐漸試圖走出原有「一個中國」的架構，並面對國際上「兩個中國」的主張。但由於《自由中國》旋即因為「雷震案」的爆發而停刊，因此雷震對於「兩個中國」思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一九七○年出獄之後。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遠流出版）第四章第四節「國家認同的突破與憲政構思〉」，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