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12月13日，我在花園新城的家裡被逮捕。一清早，天微白，急促的敲門聲敲在我家門上。來了，這兩天預料得到的大逮捕終於來了。「不要慌，我會回來！」我簡單交代了我太太。可能是這兩天會抓人的形勢很明顯，而且兩個月前的傳聞已經使我有了心理準備。因此，忙亂中我也不記得有沒有問他們有無拘捕令之類，當時覺得反正也跑不掉。穿好衣服，三、四個人左右挾著我帶下樓，有沒有銬著也記不得了。其他人還留在屋裡翻箱倒櫃找「反動資料」。

我被推進車子後座中間，左右各有一人夾著我。車子從我住的山腰社區往城裡開。天剛亮，路上行人、車子還不算太多。沿途熟悉的景物一幕一幕消失在身後。我知道，會有一陣子看不到這些了。我將遠行。

車子開進景美秀朗橋邊的軍事看守所（就是現在的人權博物館，當時的大門在現在大門再往前一些，約現在軍事法庭與第一法庭之間，現在封起來），首先看到的是王拓，他剛下車，被推進軍事法庭，隨後我也被押進同一個法庭，訊問基本資料，然後諭令收押。出來時看到另一輛車子開進來，裡頭是林義雄。「都來了！」我心理自言自語，這是一場掃蕩式的大逮捕。

同時有四組人來抓補我

進了押房，裡邊已經有四、五個人，還算友善的接納我的到來。後來他們跟我說，前兩天押房裡的人就在大調動，猜想有大案子。他們是被控走私，漁船載一些中國貨品、洋煙之類。那時是「動員戡亂時期」，戒嚴時期，什麼事都扯到國家安全、軍事安全，所以，案子歸「軍法」管。

出獄以後，家人才告訴我，那一天抓捕我的，並不是只有一組。竟然有四組。新店我住的地方一組，我彰化老家一組，1979 年初我結婚，我太太在東海的懷恩中學教書，因為我一位當兵認識的好朋友賴德和在省交響樂團服務，算省府員工，離東海不遠的黎明社區是省府新建的眷社區，他們住那裏，因此我也在那裡租屋而居。住不到半年，因為要到美麗島雜誌，就搬到台北，原來租的就由我太太一位好友續租。13日一早，一組人來花園新城抓我之前一刻，我太太就接到她好友從台中打來的電話，說警察帶著一組人要去抓我，剛離開。我太太說，收網隔天，報紙編派給我的形象定位是「狡兔三窟」的狡詐之徒，行蹤複雜、來往不定，落腳點多等等。沒想到，20幾年後，碰到一位在上庠執教的東海學弟，1979 年我搬離東海墓園邊果園農舍後，他接手。他告訴我，1979 年大逮捕那天一早，果園也去了一組人要抓我。原來我還不只是「三窟」，還是「四處」為家！當年羅網之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可見一斑。

羅網之密，再舉一例。在安坑審訊時，有一天，審訊者拿了一堆資料往我面前桌上一攤，我一看嚇了一跳。桌上這些黃澄色的稿紙，是我以前喜歡用的橫格式的稿紙，攤在我面前的就是我大學時寫給一位在美國教書的林毓生教授的信。我沒有直接受教於林先生，但在自由主義思想上很受其影響，我在信中會就台灣的現實政治發議論，對當權的國民黨政權多所批判。當時臺灣還有郵電檢查，因此有時會將要寄給林先生的信，托在外商公司工作的哥哥在出國出差時在香港投郵。然而，現在這些信的原件，而不是復印件，竟然攤在我面前，這不就等於向我展示他們不只可以在台灣郵電檢查，也有能力把羅網張到香港嗎？這一個小小的動作對我心靈的衝擊很深很重，彷彿《一九八四》的情景真實再現眼前。這也使我想起大學時，學校的軍事教官幾次對我說：「陳忠信，你的鄰居都不講話的喔！」當然，我住的果園農舍邊，除了百來公尺外東海花園的文學前輩楊逵外，就是東海公墓的「好兄弟們」。但是，不管在日治時代，還是國民黨統治時代，楊逵都不是「不講話」的，相反的，他是像卡繆說的，「一個說『不』的人」，一位「反抗者」！從教官對我的關注，我想，我身邊的羅網應該很早就慢慢張起來了吧？！

在軍事看守所待了一、二天，我被轉押到另一個地方。坐上車子，模糊印象中記得好像有蒙上眼睛。我雖住在新店，但搬來不到半年，除了到台北主幹道的北新路外，我對地理環境不熟，不知道要押到那裡。我只記得車子開了不很久，但也不是馬上到的距離，感覺比從我家到軍事看守所還近一點，在一棟房子前停下來，推測應該在離景美新店不遠的郊區。有點荒涼，周邊沒什麼建築。這片房子，裡面一間一間小房間，我被押進其中一間，長方形，大約二、三坪左右。中間擺著不大的桌子，兩側坐人，我這側一個人，背向門，我的對面通常坐兩人，有時旁邊會再拉椅子坐其他人，是軟硬兼施偵訊我的。他們背後的窗子永遠拉著窗簾，我在那裡沒見拉開過。有一次，偵訊者一人暫時出去，留下的一人可能心地比較善良，拿張面紙寫：窗簾後有錄音。暗示我注意。

引導「自白」　時間空間都不再有意義

在這不見天日只見永遠開著死白日光燈的小房間內，時間空間對你不再有意義。被偵訊者空間的感覺被剝奪了，你不知道身在何處，除了他們，你不曉得周邊有誰，你也不曉得外面的世界現在怎麼樣了；時間的感覺也被剝奪了，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你不知道日子過了多久，你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連你被疲勞偵訊了多久你都搞不清楚。你生理上可能很累了，但你不敢放鬆，怕掉進他們問話的陷阱，你撐著，但最後你撐不過生理的限制，你迷迷糊糊，你神智比較耗弱，你會比較配合他們的「引導」去「自白」。

這樣日以繼夜的審訊，不斷的要你「自白」，只要他們不滿意就一再叫你重寫，寫到他們滿意為止，然後再逼另一個問題。一波一波你來我往的攻防，他們想套你寫下他們要的東西，你怎麼接觸了反動的思想，思想變得偏激起來，開始對政府有偏見；跟誰跟誰認識，然後怎麼樣怎麼樣參加了黨外的偏激活動……，最後又怎麼加入美麗島雜誌，參加了高雄這場暴力活動，等等。我則設法能不講的就不講，避重就輕，但他們會從各個角度、運用各種資源來一點一點擠你，甚至利用一些人政治性格的弱點，或者人性的弱點，來對你威脅利誘。大概不脫「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那一套。

當年審訊犯人的安康招待所。（圖片摘自促轉會臉書）

記不得是跨世紀剛開始的那一年，有一次到北京，當地一位文化界朋友拿一份電腦打印的文稿送我，是北京知名作家王力雄寫的〈新疆追記〉長文（後來收入他2007年出版探討新疆問題的專著《我的西域，你的東土》第一篇），說可以幫助我瞭解中共治下的中國。那是王力雄去新疆收集資料，準備寫新疆民族問題的著作，結果被安全單位以涉嫌泄漏國家機密為由逮捕，關押 42天後釋放。王力雄以此經歷寫成 5、6 萬字的長文，敘述去新疆的經過，被捕後審訊期間的心理翻騰、恐懼、尊嚴、與權力方的攻防…曲折動人，我看了以後嚇了一跳，那審訊拘押過程中很多的情節、過程，心理的翻騰、恐懼、尊嚴、攻防，竟是諸多似曾相識。難說這不是不同時空下不同權力體對異議者的「同構」式反應？

我在那間小房間日夜接受審訊，前後大約有一個月。我被送回秀朗橋邊看守所後可以一星期寫一封信，我的第一封信是 1980 年 1 月 20 日寫的。因此大概可以推定在安坑那裡約一個月。那一個月中，我唯一一次看到認識的人是黃信介。審訊時，上廁所或回地牢睡覺，他們都要先看有沒有同案的人也要移動，他們的佈署是讓你完全孤立，從資訊、從心裡感覺等等都是孤立的。那一次大概是沒有聯繫好，我好像要回地牢睡覺，黃信介好像要如廁，我們就在要進地牢樓梯邊的天井碰到了，他們緊張的把我們往不同的方向推開。

當時，我一直以為是關在地牢裡，因我被送來就直接到審訊小房間，開始你不曉得是白天還是黑夜的審訊，印象中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帶你走下「地下室」牢房，在明亮的日光燈下睡覺，偵訊室、地牢之間來去，印象中就是下地下牢房睡覺，到地面偵訊室審訊。直到出獄後很久我都還這樣記憶。2009年，一些獨立媒體記者報導這處廢置的接待室內散置的白色恐怖統治時期檔案，才使這當年不義統治遺址再次暴露在國人眼前。後來促轉會成立，開始要清理這些遺址，兩度邀我前往，一次是他們請規劃專業人員前往探勘，邀我前去，提供我的回憶；一次是舉辦「不義遺址踏查」活動，請我向活動學員解說當年相關問題。因這兩次活動，我才突破當年只在地牢、偵訊室來來去去的限制，而對整個遺址有全貌的認識。原來我記憶的「地牢」是建在一個高崗邊斜坡，從坡下側邊有小路、有門可以通往那片牢房，但當年我們是從建在高崗上那片偵訊室，直接經由一道下坡的階梯，通往依斜坡而建、陰暗的密閉牢房。這個我們不知道的空間布局，使得被押者的記憶是關在「地牢」。不知這是不是一種有意的心理威嚇？

看到紀萬生竟認不出來

回到秀朗橋邊的軍事看守所後，可以開始有限制的通信，但不能與家人、律師會面。我們不曉得全案的狀況如何，也不知道外邊怎麼樣了。這樣一直待到有一天通知我帶自己的東西，不知是移房還是押送其他地方。在押房走道上看到去年十月跟陳映真一齊被抓放的李慶榮，也帶著私人物品經過，看來是移房，心想那陳映真是不是也又進來了？後來知道沒有，前幾個月因外在壓力，放了陳映真，李慶榮一齊放了，這次美麗島大逮捕，李慶榮雖沒關連，但順便抓了也不會有人講話，陳映真則比較動見觀瞻。可見國民黨權力當局也是柿子掐軟的吃。

我被領到另一個房間，開門，一位臉部扭曲，蓬頭亂髮、不修邊幅的人，本來躺著，看到我進來，突然坐起身來，以一個舉手禮般的姿勢向我打招呼，高聲叫著：「忠信啊！」我心裡疑惑著，這個像江洋大盜的人是誰，怎麼會認識我？正當我還在疑惑時，他又叫著：「忠信啊，你袂記得我喔？我紀老師紀萬生啦！」我疑惑著問他：「你紀萬生紀老師？」是的，我真的認不出來。他整個臉都扭曲變形，不講我不會認出他就是紀萬生。他是全案被刑求得最嚴重的人之一。我們只相處了很短的時間，他就被叫帶東西移到別的押房去了。

過完農曆新年，耳聞不會全部軍法審判。果然，27日通知我們移送。從秀朗橋邊的軍事看守所押送博愛路台北地院，簡單訊問後，行禮如儀，諭令收押，押送土城看守所。開始另一個階段。

來這裡沒兩天，從雜役（這裡是一般司法的看守所，所以被押人都是一般司法案件尚未定讞的司法被告，這些雜役也是被押人，但被挑出來幫獄卒處理押房的一些雜事，他們可以在押房範圍內較自由流動）口中聽到林義雄家滅門血案的震驚消息，但也只是片斷不全的訊息。震驚之餘，也無能為力，只能忐忑不安地看事情怎麼發展。

接著，有限度知道了軍法審判那邊的一些情形。他們宣判後，換司法這邊上場。3 月 31 日我和其他 32 位難友被以「多眾集合為暴行脅迫，率先助勢」這個可笑的罪名起訴。我們當然不服，不屈服，出庭審判時，我跟張富忠銬在一起，我們對著眾人，高舉被銬著的手臂。我們像個「反抗者」，再一次向國民黨權力集團說「不」。

接下來，一審、二審，我都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禠奪公權3年，我們當然不服，上訴到最高法院，但很快就被駁回。10月14 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駁回我們的上訴，全案三審定讞。移送龜山監獄執行。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新約．提摩太後書，第四章第七至八節)

是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我的生命也要開始一個新的歷程！

※杭之，本名陳忠信，政論家，曾任立委、國安會副秘書長。作者為當時《美麗島雜誌社》主編，也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