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多來，臺灣和沖繩的命運同樣充滿了歷史悲情。對日本而言，臺灣和沖繩宛如一對卑微的童養媳和養女，臺灣是在中日甲午戰爭結束、《馬關條約》簽訂後，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一八九五年），沖繩是在日本併吞琉球王國（一四二九—一八七九年）、強行廢藩置縣後，成為明治時期國家境內的一個地方縣。

但是，對於臺灣和沖繩而言，兩個身世坎坷的人碰到一塊，彼此並非惺惺相憐，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惺惺相惜。臺沖雙方的關係，時而互補、時而互斥，許多沖繩人抱持優越感，認為沖繩比臺灣早十六年成為明治時期國家最邊陲的行政區域，雖是歹命，但似乎仍遠優於臺灣，一個非親非故、只能委身做殖民地的化外之邦，沖繩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確實存在，無庸置疑，至今也還陰魂未散。（西成彦二○○三）

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鉅作《東方主義》一書中曾提及，西方人對異國女性的凝視充滿了東方主義，也就是「為了支配、再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一九九九），法國大文豪福樓拜描述他在埃及見到許多當地的奇風異俗時，女性，是展現這些奇風異俗的重要布景：開羅市場中當眾做愛的女人、為白痴手淫的穆斯林女性、爭相接取教士尿液搓揉自己的不孕婦女……可以看到，薩伊德凸顯福樓拜筆下的埃及女性不僅怪誕奇特，並且，她們被再現的脈絡往往都和女性的肉體身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

長久以來，許多文學評論家或後殖民學者都從批判東方主義的立場，解構強勢地位者對「他者」女性，也就是「族群、階級、職業、出身、長相等相對弱勢」的女性這種扭曲地再現，一九六○至七○年代沖繩諸島的臺灣女工，似乎也難逃這樣被描繪、被研究、被定格的命運。這個發現，當我讀到沖繩作家目取真俊的小說〈魚群記〉（一九八三）及相關論述時，更在腦海中迅速地盤旋甚至爆裂開來，也逼促我不斷去思考：沖繩和臺灣的關係到底為何？透過一九六○至七○年代沖繩諸島的臺灣女工，我能擷取到什麼？

此一時空場景直接而清楚地出現在沖繩作家目取真俊的小說〈魚群記〉（一九八三）這部小說，他是一九九七年日本芥川文學獎得主，一九六○年出生於沖繩縣今歸仁村，琉球大學法文學部畢業，主要作品有《走在名為和平大街的路上》、《水滴》、《收驚》、《群蝶之木》等，幾乎都是短篇。他常常在沖繩當地報紙發表散文，被認為是反體制的作家，作品多使用方言，發表於一九八三年的著名短篇私小說〈魚群記〉（收錄於《目取真俊短篇小說選集》，影書房，二○一三），曾獲得第十一屆琉球新報短編小說賞。在此，簡介〈魚群記〉的梗概。

沖繩回歸日本的一九七二年前夕，本島北部的偏僻農村許多鳳罐工廠林立，工廠周邊河川群聚了提拉皮亞（Tilapia）這種外來低等的臭魚，戲弄這些魚群的少年也結集成群，鳳罐工廠內的臺灣女工以及覬覦女工的沖繩男人，又是不同的群聚。換言之，魚群並非單指提拉皮亞這種魚類而已，作者運用擬人法，從動物影射少年、女工、男人等不同性別、階級、種族的群聚，也用提拉皮亞暗指沖繩，象徵回歸日本的一種魚類，並把自己的童年經驗以及對臺灣女工的追憶編入素材，串連出一部個人色彩濃厚的私小說。（西成彦二○○三）

〈魚群記〉是以少年的第一人稱來鋪陳，文中和女性的肉體身體、男女的性愛交歡有關的情節包括了：這些女工被沖繩人蔑稱作臺灣女（たいわんいなぐ），許多沖繩男性仍擺出殖民時代對臺灣人的歧視，在女子宿舍外窺伺、徘徊與勾搭；故事主角的少年常跑到河岸邊的的鳳罐工廠遛達，無法抑制對臺灣女工細白肌膚的垂涎與不斷擴大的性幻想，後來暗戀某位女工，混到工廠或宿舍外想和她親近，竟然發現她和自己的父親、哥哥都有染…

日臺兩位學者西成彦（二○○三）及朱惠足（二○○一），從批判東方主義或後殖民的脈絡，解構了〈魚群記〉中被再現出來的臺灣女工。

西成彦認為，〈魚群記〉凸顯了沖繩人對臺灣人的鄙夷，以及臺沖雙方不平等的對待關係，作品透過少年對臺灣女工性愛的寄託與想像，將沖繩男性和少年們擺在一個「加害者、歧視者、搾取者」的位置，算是「沖繩版的東方主義」。後來，作者目取真俊在《沖繩：草之聲．根的意志》（二○○一）中也坦承，透過〈魚群記〉的書寫讓他反省到，沖繩不再只是大日本帝國壓迫底下的被害者或被歧視者，對臺灣女工而言，沖繩儼然成了加害者和歧視者。

由此觀之，一八七九年琉球被日本併吞後，日本—沖繩—臺灣三者間的位階差序，並沒有隨著一九四五年日本殖民臺灣的結束而告終，仍舊牢不可破地持續到戰後沖繩引進臺灣女工的一九七○年代，透過小說中男女性愛、族群、階級盤根交錯的結構化，這種後殖民脈絡下的不平等關係更為糾結、也更為深刻。

然而，朱惠足提出了相似而不盡相同的觀點，她著眼的是，〈魚群記〉中沖繩男性對臺灣女工細白肌膚的垂涎，以及隨後所引發的一連串反應。女工的細白肌膚彷彿是包裹著毒藥的糖衣，她們純粹是來賺錢的短期移工，但她們的現身，攪亂了當地純樸的民風，女工成為男人情慾投射的對象，夜夜在女工宿舍外徘徊的男人絡繹不絕。朱運用後殖民理論大師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解構種族主義與膚色的手法，認為臺灣女工細白肌膚的現形，並非鞏固、而是破壞了日本—沖繩—臺灣三者間既存的位階差序。

因為，一八九五年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在許多沖繩人的眼裡，是一個充斥武裝暴動、傳染病、獵人頭等動盪不安的化外之地，臺灣，順理成章地被沖繩人當成是一個替代，替代了沖繩這個總被日本人視為落後於本島的邊境。朱從女工的細白肌膚切入，指出沖繩人被日本人歧視的外顯特徵就在於膚色，沖繩人把對於己身膚色黝黑的自卑，轉化成對白皙肌膚的妒嫉、渴望與羨慕。臺灣女工的出現，特別是她們的細白肌膚，正好顛覆了沖繩人對臺灣的想像，打破了沖繩人長久以來認為沖繩優於臺灣的看法，更翻轉了沖繩人對臺灣的嚴重偏見。

寄生蟲的高帶原者

沖繩媒體再現下的臺灣女工，除了細白肌膚成了沖繩男性凝視的標的、引發騷動的元凶外，和身體、疾病、公衛更有直接關連的是，她們成了寄生蟲的高帶原者。《八重山每日新聞》一九五○年創刊，總社位在石垣市，標榜「世界為視野，鄉土為視點」，顧名思義，它以八重山區域為範疇，是該區極為重要的報紙。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沖繩歸還日本、臺日斷交的這段期間，只要是以臺灣女工、鳳罐產業缺工為標題，或內文提到與臺灣女工相關的任何報導，我在檢索時都不會忽略，如以下四則簡短不太起眼的標題內容：「為了和認識的女工見面，入侵鳳罐工廠廚房的在地季節性男工以侵入住宅罪被捕」、「兩位女性友人，因引進鳳罐工廠的臺灣女工，而得以重逢」、「臺灣女工因子宮外孕急需捐血，鳳梨輸出公會八重山支部呼籲各地捐血救人」、「雙十節天理教慰勞臺灣鳳罐女工四十二人，華僑委員會林發、天理教本部及沖繩教區亦派人出席」。 在此，我要特別凸顯的是女工被再現成「寄生蟲的高帶原者」，它並非經常出現、卻以極其斗大的標題呈顯。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至十一日連續兩天出刊的斗大標題：「鳳罐工廠八八％的臺灣女工糞便含有寄生蟲，幾乎都是不合格者，丟出問題給寄生蟲預防協會」、「寄生蟲的高帶原者被強制遣返，其餘者徹底投藥驅蟲，鳳罐業者想對策，解決臺灣女工不適任問題」。該報導闡述，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所有鳳罐工廠的男女作業員，基於《食品衛生法》都得接受例行的糞便檢查，他們必須是健康的、手腳沒有傷口的、腸內無寄生蟲者，鳳罐屬於國際化商品，從事該食品加工的女工之健康問題，一定會受到嚴格的檢測。接受檢查的一百二十八名臺灣女工當中，有一百一十五人，也就是高達八八．一％被檢查出體內有寄生蟲，包括十二指腸蟲、蛔蟲、鞭蟲。八重山保健所面對沖繩寄生蟲預防協會的這份檢查報告，開始大力宣導驅蟲對策及投藥方法，加強灌輸臺灣女工公共衛生觀念，但女工以「在臺灣從來都不必檢查」為由加以拒絕。

沖繩輸出鳳罐工會八重山支部也認為事態嚴重，緊急聯絡鳳罐業者協商對策，提出具體措施：強制遣返檢測出體內有三種寄生蟲的高帶原者，對留下來的女工徹底進行投藥驅蟲，加強生活環境的消毒，避免再感染給他人。這種例行檢查不僅只針對臺灣女工，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八重山每日新聞》的標題是「檢查島內鳳罐女工，保健所和寄生蟲預防協會攜手合作」，再次強調西表島東部和石垣島島內六座鳳罐工廠的當地女工都須接受檢查，並列出各廠女工體檢人數及檢查日期，也包括來自臺灣和宮古島的女工。

從這些報導可以看出，寄生蟲預防協會無法放任移工的健康狀態於不顧，此乃不爭的事實，遺憾的是，檢查結果公布後，臺灣女工被《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成寄生蟲的高帶原者，她們似乎也等同被宣判是骯髒、不潔的一群人，這樣的做法間接加深了接受國百姓對外來移工負面的刻板印象，也造成雙方互動時的緊張與不安。

※本文摘自《離．返．留．守：追尋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沖繩的臺灣女工》第二章沖繩媒體再現的臺灣女工／春山出版／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學士，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