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 F.Vogel）去世，中國外交部發表深切哀悼慰問。有趣的是，儘管不同人出於不同理由鄙視甚至厭惡傅高義的中國研究，但都難以避之不談。

2012年左右翻譯成中文的《鄧小平時代》出版，這本對傅高義來講老來的巔峰之作讓中文圈對鄧小平，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更大的討論熱情。當年這八百多頁的詳細歷史敘述在中國大陸可謂一時洛陽紙貴，儘管其簡體字版本刪減了五萬多字，也正由於此，不少自由派談起其人稱呼道那位「拒絕放棄著作被審查出版的學者」，更有甚者，媚共親中等標籤不在話下。然而要知道的是，除了六四事件篇章裡軍隊鎮壓之後的講述，其書更多被刪篇幅乃是關於鄧小平與華國鋒以來的高層政治鬥爭，如果說此亦符合諂媚鄧小平政權和中共統治未免難以成立。

作者接受刪減版本，想令更多中國大陸人看到其立說，而中國大陸城市裡的中產知識精英人手一本捧讀大贊其客觀可貴，《鄧小平時代》可謂是一本合上追問歷史意義生成的史書，它符合對中國模式現狀肯定的欲望再生產。

不過，考慮到作者曾于七十年代末出版的《日本第一》，讚揚日本「處理基本問題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後工業國家都要更優秀」，之後又轉戰韓國，以同樣的熱情撰寫了《朴正熙時代》，說朴正熙是「二十世紀最優秀的四位國家領袖之一」，因為他成功地實現了韓國的現代化，其它兩本中國研究的著作《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 1949——1968》《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裡通篇對國家現代統合治理與資本主義市場和商品社會代之的進步史觀論述，不難看出，與其說傅高義拍中國人的馬屁，不如說其為現代化敘事的學奴，違背「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繁榮富強」（鄧小平說道）是其學術視野內最危險的異端。

在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滿街「經濟人主體」莽動窒息的當下，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很容易被轉為現代與傳統，精神與物質等二元對立死局，所以批判應該從確實的歷史語境下開始。如果說中國模式是掠奪式發展，那麼被壓榨的邊緣人，被迫逃離貧困農村進城打工的低端人口（當年稱為「盲流」）無疑是其時代刺點。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用充滿欣賞的筆調描繪了中國農村從七十年代末實行「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完全解除農業集體化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為農村釋放的勞動力進入城市化發展作了保障，其後來寫道：

「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包括工作時限、車間環境和安全標準，往往比西方19世紀早期工業革命時可怕的勞動條件好不到哪裡去。有些企業利用相關勞動法規的缺失，讓工人住在擁擠的宿舍裡，為他們提供的勞動環境也幾乎沒有安全或品質標準可言。對於數千萬青年農民工來說，能在沿海地區的工廠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報酬也很低，但仍然比農村的毫無希望的貧困生活強不少。他們願意超時勞動，甚至因為害怕被解雇而忍氣吞聲。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資本建立並由外國人管理的工廠，儘管也在使用廉價勞動力，但普遍提供了比當地企業更好的工作條件。很多外資工廠空間寬敞，通風良好，在炎熱的夏季，室溫會維持在室外酷熱的溫度以下。這類工廠普遍採用了有關工作日工時、勞動條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標準，在克服最嚴重的超時工作的問題上也取得了可觀的進展。

在這些工廠裡，一些來自貧困地區的年輕人也養成了現代生活的基本習慣，如守時、清潔衛生和遵守紀律等。有大批外國企業在中國建廠。截至2000年，美國商會在海外的最大分會是在上海，日本在海外的最大商會也在上海，其規模是美國商會的兩倍。但上海的美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的數量與臺灣商人相比仍然微不足道。為何會有這麽多境外商人湧向一個法規仍不健全、專利保護也很差的國家？吸引他們的是這裡的勃勃生機：決策速度快，落實決策不必受複雜法律程式拖累，規模巨大的市場迅速成長。有些外國企業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夥伴和當地政府所利用，但也有一些人發現，一定的法律保護，與精明的、善於解決問題的地方官員的可靠關係，向上級部門投訴的可能，這一切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誘人的機會，所以他們願意為此承擔任何可能的風險。 」

在中國大陸的輿論語境下，為什麼那些農民工不能有更好的待遇？為什麼他們被趕往噬人的工廠是唯一的出路？以城市化和工業化等現代化硬指標時常纏繞著發問者們，歷史的悲難記憶，餓肚子的警告與既定的傳統家庭觀念，進工廠乖乖每天做滿十幾個小時對於他們來講已是難得的「人道主義對待」，要不還想怎樣？組織成立工會嗎？阻礙以上所說的決策速度，破壞能讓中國政府與外企盡力各得所需的資本主義生產效率嗎？農民工可以擺脫鄉村毫無希望的貧苦生活，在大城市工廠裡養成現代社會的良好習慣，沒有什麼能比此類論調更體現規訓社會背後的另類人道精神了。

回顧歷史，正如許多自由派右派所反對的極左政策一樣，當年中國政府推行的農業非集體化趨勢也是一般堅決，最初的農村幹部反對回到個體農業經濟，原因之一是他們擔心由此失去了他們的權力和收入，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他們能在解散集體經濟進程中以他們的政治地位和影響獲得緊缺的商品和物資（例如最好的土地和農具）。而後隨著集體財產的私有化，土地的迅速私有化（承包期延長至50年），農村幹部成為農村資產階級的核心，控制著不同種類的賺錢行業的經營，與靠租借土地在田裡耕作的貧困農民儼然成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

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初中國農民收入與農產值的快速增長未必主要靠極速的非集體化，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國家大幅度提高了收購糧食的價格，放棄了此前對農業經濟施加的壓力，如農業生產高潮始于華國鋒政權時期的1978年（增長8.9%），1979年繼續增長（8.6%），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則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後才在全國普遍實行的，此等迅速不計後果的集體經濟私有化則令鄧小平同時期所強調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淪為笑話。

在新進商業化的農業經濟條件下，農村人口的基本社會福利被取消，一半的農村人口無法依靠土地生活，只好進入鄉鎮企業和遠出大城市打工，而後者的規模無疑為人類現代化的奇觀。如經濟人類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大轉變》所講的嵌入（embed）概念，國家統合的資本主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幾乎一夜之間令所有社會結構嵌入了以資本增長為中心的經濟行動，土地與勞動力的徹底商品化無疑為底層無產階級的夢魘，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權卻不斷製造滋生階級矛盾的土壤。

如傅高義社會學博士階段師從的結構功能主義大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最早將韋伯介紹給美國的社會學家之一，然而其對韋伯的翻譯與解讀卻扭曲了原著和夾雜著不少私貨，將韋伯通過多元的解釋學方法對現代文明的悲觀診斷簡化為一種文化決定論下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樂觀肯定（以美國為代表的），影響了一代社會學家對韋伯的理解。多事之秋的2020年，其實也是韋伯逝世的一百周年，對當今世界的各種問題診斷離不開他一百年前的學術發問。

值得一講的是，到今天為之中國知識界依然不乏為庸俗化韋伯學說宣道之徒（如上述所講的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無限肯定），標榜反共的中文圈自由派便是。在中國大陸不少自由派公知被小粉紅攻擊為「古墓派公知」，理由就是其知識結構落後，對世界的認知還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河殤一代，高舉狹隘的科學理性，大市場小政府，私有產權合法，形式權利自由學說，想以此突顯中共統治的不堪。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自由都難免被附屬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目標，那麼，傅高義的書就很好地告訴了我們，強有力的國家專制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是人類歷史上現代化世俗化，于亞洲特殊的歷史境遇下一次極端的呈現。

如近年許許多多的新史學所研究指出的，非洲和亞洲的後殖民主義政府和共產黨專政國家的極端反傳統主義中，在類似「泰勒主義」與「福特主義」的國家管理生產中，不難看出其對科學規劃有著宗教般的虔信，其建構起的工具理性的社會準則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過甚之極。如今不少中國自由派或中產精英褒鄧貶毛，從學理分析上顯得極為幼稚，除了文革十年，前三十年中毛或中共發起的各種運動無一不為後來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奠定了關鍵基礎（強大的中央政府與統一的國內市場），而當中就離不開各類工具理性的推崇整合。韋伯因現代社會的冰冷分工而形容人被困在鐵籠子裡般，工具理性成為二十世紀批判哲學的一個起點，經過今年疫情期間中國模式的表現，外界必須看到，批判此等規訓社會和生命政治治理術，工具理性是較粗糙但最容易切入的。

近年中國讀書界左翼理論出版蓬勃，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居依德波德《景觀社會》以及各類西方馬克思主義書籍逐漸成為社科界暢銷書，望著大城市每日為資本增值而奔波的996、007，應該追問的是，解放的許諾，生產者直接控制生產資料與生產過程為何變得越發虛無縹緲？早在九十年代末著名歷史學家Maurice Meisner就指出中國的資本主義是黨國創造出來的，資本主義體制依靠於共產黨國家的權力保護，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與中產精英完全不可能成為民主變革的熱心推動者，而社會主義與民主的實踐者可能是來自無產階級，而是因為工業化迅速使中國工人成為人數最多，受剝削最深，政治上最重要的社會階級——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害怕的階級。

筆者認為，能跳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意識形態迷霧（傅高義者們可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擺除意識形態影響），如能從工具理性開始找到融合西方批判理論批判中國模式者，也能加入他們的行列。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